世纪性的“情报政变”:监听!监听!监听!

独家网   杜佳   2020-02-20 10:50  

早在2013年6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共同披露了美国利用大型网络企业监视公民上网和监听公众电话的丑闻,其中一项代号为PRISM(棱镜)的网络监控项目犯了众怒。

丑闻被证实,意味着丑行被曝光。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工作人员斯诺登用大量机密文件告诉我们:美利坚可以监视任何人。

2013年10月24日,得知个人手机也被华盛顿监听了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气得惊呼:“刺探朋友,绝对不行!”

然而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德国电视二台(ZDF)和瑞士电视台(RSF)联合投出另一颗重磅炸弹,再度爆料:美利坚从来没把哪个国家当过朋友,德国也不是。

一家黑店:Crypto

联合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自二战以来长期通过控制瑞士加密机公司Crypto监听别国机密,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在1970年提出合作,秘密收购该公司的股份,同时从中获利数百万美元。

三家媒体的最初信息源都是CIA和BND的解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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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报道:世纪情报政变)

《华盛顿邮报》完整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采访了一些情报官员和Crypto公司员工;德国ZDF的报道侧重于BND参与此次活动的始末,瑞士方面的报道则侧重于瑞士在整件事当中扮演的角色。

美国与Crypto的合作始于二战期间,Crypto在希腊语中本意即为:隐藏和秘密。

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俄罗斯的Crypto公司创始人鲍里斯·哈格林(Boris Hagelin)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逃往瑞典,1940年纳粹占领挪威时,又逃往美国。

二战期间,美国军队与Crypto签订了价值860万美元的合同,在纽约州一家打字机工厂制造约14万只M-209加密机器。

这是一种类似于音乐盒的小玩意儿,适合随身携带,随时加密信息。

战后,哈格林返回瑞典重新开设工厂。但在美期间,他已经与“美国密码学之父”、译解密码的奇才威廉·F·弗里德曼建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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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31日,哈格林和妻子在纽约 图片来源:新苏黎世报)

1951年,在同弗里德曼共进晚宴时,哈格林同意与CIA达成一项“绅士协议”。按照协议,哈格林将公司迁往瑞士,并且将难以破解的先进加密机仅销售给美国批准的国家,而其余的国家只能购买已被破解的老旧系统。对此带来的商业损失,哈格林可获得最高70万美元的赔偿。

是的,所有用户一律平等,但有些用户比其他用户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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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BBC资料揭示了弗里德曼和哈格林的联系)

1960年,CIA与哈格林签署了一份“ 许可协议 ”,CIA向哈格林公司支付85.5万美元,重申对此前协议的承诺。此外CIA每年还支付7万美元的固定费用并向公司注入1万美元现金作为“营销”费用,以确保Crypto获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合同。

“信任甚好,Crypto更佳”,是这家瑞士公司的经典广告语。

据信,在德国1993年退出相关合作之后,美国方面仍控制该公司直到2018年。

加密机的“情报”与“生意”

1960年代中期,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哈格林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技术援助,这样一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便得以操纵Crypto公司的算法。

1967年Crypto推出的H-460型加密机,内部算法完全由NSA设计。该公司当时制造了两个版本的机器——供给“对美友好政府”使用的“安全版”和给其他国家使用的“可操纵版”。

1960年代末,哈格林已接近80岁,他想早点退休,并将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儿子。当时Crypto公司虽然有人对设备的漏洞产生了怀疑,但最终并没有影响到CIA的工作。

当时Crypto开发部主管P.F.(为了安全起见,此人隐去了真实姓名)发现了机器的漏洞。他把情况告诉了哈格斯的儿子小哈格斯。小哈格斯的态度很坚定,一旦他接管公司,他将不会再出售任何可供操纵的设备。然而他并没有等到那一天,1970年他在纽约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媒体关于那次事故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P.F.认为:“那不是意外,而是暗杀。”(据瑞士媒体infosperber)

1970年德国联邦情报局(NBD)向美国方面提出合作事宜。双方最终同意以约850万美元的价格共同收购该公司。当时列支敦士登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忙隐藏了公司实际持有者的身份。记录显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CIA和BND控制了Crypto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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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文件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两家情报局意识到自己经营高科技公司的能力受限,因此引进了外援。德国引入了西门子集团的技术人员,而美国则引入摩托罗拉公司的技术人员帮忙修复产品。

在世界上两个主要情报机构的秘密支持下,以及两大技术公司的支持下,Crypto的业务蓬勃发展。CIA资料显示,该公司销售额从1970年的1500万瑞士法郎激增至1975年的5100万瑞士法郎,约为1900万美元。公司员工增加到250名。根据德方的纪录,CIA和BND每年瓜分Crypto赚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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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文件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到了1980年代,这项秘密行动的代号是“卢比孔(Rubicon)”。Crypto为NSA提供了大约40%的他国外交通信等情报。据悉,NSA的窃听列表中有三个重要代号,A代表苏联,B代表亚洲,G代表世界其他地区。当时“G”地区中一半以上的情报都是通过Crypto加密机传播的。

1981年, Crypto的最大客户是沙特阿拉伯,其次是伊朗、意大利、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亚、约旦和韩国。

此外,公司为了维持市场地位,还对竞争对手进行诽谤,并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公司还给沙特客服安排培训活动,带他们参观妓院等等。看起来,美国惯用的“长臂管辖”原则,对这么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海外公司也是视若无睹啊。

不过,中国和当时的苏联都不是Crypto的客户。

“阴鸷”的合作伙伴

德国ZDF报道称,在伊朗发生的一起事件,最终导致德国退出了这项活动。在秘密文件中,该事件代号为“九头蛇事件”。

1992年3月,Crypto公司的高管汉斯·布勒(Hans Bühler)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在伊朗被捕并且坐了9个多月的牢,BND为将他放出来,从黑帐中支出了100万美元。

1993年,BND负责人康拉德·波兹纳(Konrad Porzner)向时任CIA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明确表示,德国政府高层对Crypto的支持减弱,德国人可能会退出这项合作。而根据CIA的历史记录,1993年9月9日,CIA驻德国站长米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与BND官员达成协议,最终德国将公司的股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方。双方终结了20多年的合作。

事实上,在合作的过程中,德美双方也有分歧。CIA特工对BND方面“忙于赚钱”感到不满,经常提醒德国人:“这是个情报行动,而不是个赚大钱的企业。”而BND方面则对美国“希望监控其最亲密的盟友”感到震惊,因为美方甚至将意大利、希腊、土耳其、西班牙等北约盟国列为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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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文件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德国BND前局长沃尔伯特·史密特(Wolbert Smidt)对美国的举措很不满,他抱怨说,美国“对待盟友,就像对待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另一位BND官员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在情报界,没有朋友。

德国官员一直想知道,德国与美国终止合作之后,德国是否仍属于少有的几个不被美国监听的国家。然而,2013年斯诺登事件给他们提供了令人不悦的答案:美国情报机构不仅将德国视为目标,甚至监听了总理默克尔的手机。

野心优雅:他们竟这样监听

德国退出该计划之后,CIA利用Crypto的活动逐渐减少。

据悉,在BND离开后,该机构利用从Crypto业务中积累的现金,秘密收购了第二家公司,并发起了第三家公司。但是,随着加密市场从硬件转向软件,该公司的地位难以维持。此时美国NSA将注意力转向谷歌、微软、Verizon等科技公司,便顺势从Crypto撤出。Crypto公司于2018年清算,其资产被CyOne Security和Crypto International公司收购。

2018年交易的条款尚未披露,但现任和前任官员估计其总价值在5000万美元至7000万美元之间。这笔钱是CIA在Crypto项目上获得的最后一笔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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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文件显示,至少120个国家使用过Crypto公司的加密设备。上述列表未包括所有国家。记录显示,至少4个国家,包括以色列、瑞典、瑞士和英国知道美德的行动或接受过美德两国提供的情报)

在“卢比孔”活动的巅峰时期,Crypto的产品被卖到100多个国家,美国借此获得了强大的情报优势。在1978年美国前总统卡特与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举行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会谈时,美国能够监听萨达特与开罗的所有通信。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CIA和NSA也借此监听伊朗革命政府。在两伊战争的十年时间里,美国甚至截获了19000条加密机发送的伊朗情报

在1986年的柏林舞厅爆炸案中,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表示,美国截获到了“利比亚官员向上级汇报袭击成功”的情报。CIA的文件还证明,1973年,德美情报机构早就知道了智利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可能被推翻,以及阿根廷军政府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然而,这对被监听的国家而言是极大的商业背叛。华威大学教授理查德·阿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称,该活动是最大胆,也是最丑陋的行动之一。因为100多个国家支付了几十亿美元,买到的却是被窃听的服务。

就像“对韭当割”的P2P,你看上了人家的利息,人家要的却是你的本金。

据俄媒报道,技术监听只是CIA情报网络的一部分。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渗透的领域也不断加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其1999年的著作《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中,详细介绍了中央情报局通过 “文化自由大会”资助各种出版物、现代艺术家和文化企业,笼络各种资源为其所用。1977年10月20日,卡尔·伯恩斯坦在《滚石》杂志上发表长文《中情局与媒体》称,在冷战时期有400多名记者为CIA效力。在多数情况下,新闻记者都在得到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管理层的同意下,为CIA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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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解密材料)

CIA的一系列情报活动助长了其野心。在《华盛顿邮报》看来,CIA这项监听计划“对现代间谍活动意义重大,其广度与持续性有助于解释,美国在全球监控方面如何养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

美国的“前科之鉴”

事实上,关于Crypto和CIA有关的报道很多年前就有。1995年,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就报道过美国NSA与Crypto高管达成的秘密协议。1995年德国焦点杂志也质疑过BND和Crypto的关系。这次三家媒体的报道只是比多年前的报道更加客观地呈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趣的是,在三家媒体投出这个炸弹的前前后后,美国官员还在质疑华为公司的安全风险。《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言论称,华为的设备留有后门,能够让华为秘密地进入运营商的通讯网络。这究竟是基于什么样一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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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2日 华尔街日报:美国官员称华为能秘密进入运营商的通讯网络)

《卫报》对此评论称,CIA多年来的成功,可能强化了美国目前对华为公司设备的怀疑。在推特#CryptoLeaks的标签之下,也有网友作了类似的评价。Marco Tedaldi说:“我从Crypto事件中总结出两点:1.永远不要相信那些以“专有加密技术”为卖点的供应商。2.美国人对华为的指控非常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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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截图)

俄罗斯媒体评论称,美国一直以安全为由打压其他公司,比如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和中国的华为。此次事件暴露出,美国对华为和其他公司的“安全担忧”实属虚伪。

“当你用一根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便有三根手指指向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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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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