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术: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

独家网   杜佳   2020-02-11 18:06  

川普治下,“大国竞争”成为一门显学,是美国制定国家战略的基调。

在白宫决策层里就充斥着斯金纳这样的官员,鼓吹所谓“文明的冲突”论。还有那位前“国师”史蒂夫·班农,逢人便讲“修昔底德陷阱”,试图以此为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联合盟友抵抗所谓中国正在建立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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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右翼班农,一直在鼓吹“与中国的战争”,他号称看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且唯独推崇霍布斯翻译的版本。)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据说意思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往往爆发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它的历史原型是发生在约25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世界的新兴霸权雅典对阵传统大国斯巴达。

发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的是美国政治学者格拉汉姆·艾里逊(Graham T. Allison)。他发现,在过去的500年里,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发生了16次,其中12次导致战争。而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艾里逊认为“爆发战争比不爆发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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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逊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2017年,川普刚刚上台,请艾里逊去白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发言,主讲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时间媒体躁动,“陷阱”二字被加大加粗出现在各种头条。)

一种特殊的“政治修辞”

不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虽然是当时希腊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却不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简单模型可以概括的。

在这场大战爆发前半个世纪,波斯帝国入侵希腊,波希战争爆发。雅典和斯巴达由于自身国力雄厚,成为希腊联军反抗波斯的盟主。雅典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而斯巴达的陆军称雄地面。

波斯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城邦野心膨胀,导致联盟破裂,开始第一轮争霸战争。希腊出现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一方是雅典领导的“提洛联盟”。另一方是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

艾里逊则称雅典是“快速崛起的势力”,而斯巴达是“老牌势力”,从而突出了“新兴”与“守成”的矛盾。

但这种划分并不准确。

根据修昔底德的论述,雅典和斯巴达在波斯战争结束后其实都开始奉行帝国主义路线,走上快速扩张的道路。它们的利益错综复杂地在许多地方形成了潜在的冲突点。与其区分谁“新”谁“旧”,不如说两个扩张的强权迟早会撞在一起。

并且,这其中还有更复杂的“是非”问题。

在这两强中,雅典的帝国主义气息尤其浓厚。它仗着海军力量在希腊是世界第一,在海面上横行霸道,把盟友变成附庸,四处收取贡金,干涉他国内政,远征军的足迹到达埃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此外,雅典特别喜欢输出“民主”。一个城邦(如科基拉)民主派和贵族派发生斗争, 雅典会出兵援助民主派,在城邦建立亲雅典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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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在略带惋惜和悲哀的叙述中,实际上一直要试图去呈现,为什么“伟大的雅典”最后堕落成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并最终招致了衰亡的命运。)

因此斯巴达决定开战时,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很普世性的理由:要将希腊从雅典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企求建立帝国,我们要努力去推翻帝国”。甚至据记载,连德尔斐神庙的神都答应支持斯巴达,暗示出斯巴达的战争努力是在替天行道,以惩罚雅典人的不正义行为。

关于雅典的“帝国主义论调”,其中一例特别体现在雅典入侵米洛斯岛时,雅典派出使节劝服米洛斯领导人投降,公然声称:“谁有力量谁就应该统治!”

“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这就是天理自然,既是神的意见,也符合人的天性。每一个国际关系的学者今天对于米洛斯典故中透露出的这一世界观都烂熟于胸。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雅典为什么可以不讲道理?因为它强大,它本身就是道理。为什么它强大?因为它高尚、文明。反过来,因为它高尚、文明,所以可以“为所欲为”。

无所不在的大国优越感,高人一等、为所欲为的强权逻辑,如此来看,快速崛起从而挑战斯巴达的雅典帝国,更像是现在的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国的确是强者,而且,川普治下的美国的确“为所欲为”。国际组织想退就退,条约想撕就撕,外国现役将领想杀就杀。川普正在实践着这套“现实主义”哲学。

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两个强权之间的关系,本来绝不仅仅是新与旧、先与后的问题,而是包含着丰富复杂“教训”的问题,这中间牵涉到公义与私利的冲突,牵涉到各城邦的内政得失,更包含着霸权主义逻辑带来的灾难的启示等等。

但一些学者和政客之所以要代之以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区别,将这段历史简单化叙述,并生搬硬套21世纪的现实,其目的在于导向某种有着特别需要的政治修辞:自古以来新兴大国都会与守成大国爆发冲突,中国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形势很危险,美国必须先发制人、遏制中国的崛起。

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宣传,真的成了不问是非、只问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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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逊:《注定的战争:美国与中国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么?》)

战争的本质:“霸权主义”灾难

实际上修昔底德花费了很多篇幅来详细描绘战争的缘由。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这场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导火索是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基拉的冲突。科基拉不敌科林斯,决定派人到雅典求援,与雅典结盟。而且,科林斯和科基拉的代表都到了雅典,在公民大会上发言,试图说服雅典人帮助自己的城邦。

科林斯属于伯罗奔尼撒联盟,此前雅典与斯巴达曾签订的三十年和约依旧有效,照理来说雅典应当保持中立。但是雅典最后选择帮助科基拉,参与了科基拉反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围攻科林斯的另一块殖民地波提狄亚。

科林斯气愤不过,将此事提交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称雅典破坏合约,鼓动盟友对雅典开战。就此,各方在斯巴达的这一集会上进行了辩论,甚至雅典也有代表在场。

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认为雅典是个强大的对手,他预见到到战争的规模将会很大,时间将会很长,因而反对战争。阿奇达姆斯指出,战争“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许多财富、许多城邦和它们的荣耀”,做决定不得不慎重。

但大会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决定:由于雅典背信弃义,联盟一致对雅典宣战。战争没能避免。

古希腊的历史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们的城邦注重科学和理性,又在决策过程中融入民主元素,一切都是为了让政策的决断更加审慎。

特别是,据说雅典实行“民主制度”,有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和部落代表抽签组成的500人会议,又用抽签的方式选出执政官和将军作为领袖处理军国大事(雅典人相信,抽签比选举更加民主)。而斯巴达虽然是“寡头体制”,保留了国王,但也有公民大会。此外,斯巴达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其他城邦结盟,有关联盟的事务,也是“民主地”由同盟大会裁决。

所以,不管在雅典还是斯巴达,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言。并且,当斯巴达讨论是否对雅典开战时,雅典代表可以出席会议,并发言为自己的城邦辩护。

然而就是这帮“理性”的人,依靠这一套看起来很科学的决策体制,做出了最具有灾难性的决策,发动了战争。

战火从西西里岛烧到小亚细亚,堪称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由于战争过于残酷和惨烈,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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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帮理性的人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呢?

实际上,在希腊一致对外的“波希”战争结束之后,雅典和斯巴达就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此前暂时的联盟分崩离析,并且越走越远。

雅典的强权逻辑毫不掩饰,在开战之前的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面对科林斯的指责,雅典代表自大的发言,与其说是为雅典辩护,不如说是火上浇油:“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有机会凭借强力而获取某种东西的人,是从不会被有关正义的说教所劝阻的。

至于斯巴达,当然也并非是替天行道的圣母。表面上它战争的动因是替同盟出力、反对雅典霸权,但实际上却是在维护和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漫长的战争中,斯巴达的屠城与出卖盟友事迹屡见不鲜,整个的战争已经丧失了正义性,各城邦在为着利益相互厮杀,希腊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苦难。

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本质,是雅典与斯巴达奉行“霸权主义”所带来的灾难。这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也是修昔底德那些幽怨式的文字中,令人感伤的深刻启示。

雅典和斯巴达都两国的统治阶层,也就是“公民”阶层,都在享受“霸权红利”,信奉“零和”博弈,追求着一己私利,双方都不愿意让出利益。

在这种形势下,民主选举、公民大会,这些所谓理性的决策机制,只会以“民主”的名义加剧“霸权”逻辑的合法性,甚至以民粹的方式加速灾难的到来。真是应了一句话:政治路线不对,越“民主”就越“反动”。

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可能?

雅典的确“为所欲为”了,但苦战28年后不得不吞下战败的恶果,“被彻底打败,全军覆没”。胜利的斯巴达继续滥用霸权,它的不义统治也未能长久,强盛的希腊土崩瓦解,一个时代寿终正寝。

转过来看看21世纪,又是谁在“为所欲为”?谁还在一味奉行“强权就是公理”呢?

如果不去透视这段历史背后所示的丰富教训,单纯鼓噪什么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鼓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那就带有某种历史“宿命论”的阴暗味道了。

这种“历史神学”,倒是很符合某些极端主义政客的胃口。班农和斯金纳们选择性地解读历史,给中国扣帽子;华府的政客鼓吹所谓“文明的冲突”,制造敌人。这更多是一种政治修辞术,他们以此为旗号,是要为其某种民粹主义政策寻找历史根据,甚至只是为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哗众取宠、制造恐慌、误导公众。

然而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潮流、经济政治相互依存、国与国彼此牵制、总体安全需要构筑命运共同体、两强争霸可能带来的全球灾难……这些都表明,霸权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越来越不可能继续。这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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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符合其历史文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理性路径,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符合世界的利益,这中间需要不断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找到照顾彼此的契合点。

只要争霸的大前提不存在了,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陷阱”、那个陷阱。所以,笨蛋,关键是反对霸权主义!而在这方面,美国也还得和世界人民一起多努力。

实际上,连艾里森自己也意识到这一提法被极端主义政客利用带来的危险,因此,2019年3月他在来中国访问的一个座谈会上强调:我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你们想的不一样;“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让我马上说三遍。不,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本书的目的是防止战争,不是对战争进行预测”。

“中美要发挥想象力”,构筑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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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夕 关键词: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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