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0年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贫困?

独家网   杜佳   2020-01-07 14:25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3个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拉维亚·吉希翁,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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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每日新闻:左起,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

诺奖年年有,但是做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得诺奖不常有。这个细分学科主要研究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扶贫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班纳吉等3人采用随机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的研究方法,多年来扎根欠发达地区,以村和社区为单位展开扶贫工作,并观察记录工作成果。2011年,班纳吉和迪弗洛写作《贫穷的本质》(Poor Economics),探讨扶贫工作的教训得失。

贫困陷阱

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一派,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应该对穷人和欠发达国施以援助。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被困在区位条件不好的地方,发展缺乏启动资金。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应当发挥启动资金的作用。

另一派,如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里(William Easterly),主张援助弊大于利。解决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健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贫困地区的人们就会自己想办法致富。穷人也有可能不去脱贫,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有保持贫困的自由。

到底哪种说法对,作者认为这说不清楚。这两个派别在大国都有支持者,都能影响世界政策。而现实是,世界上依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扶贫工作依旧艰难。

2015年,全球约1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次大陆。(世界银行, 2019)

在作者写作的年代(2011年),每年有900万儿童活不到5岁。(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 2012)

欠发达国家处境艰难,贫困人口的脱贫道路布满荆棘。即使某位穷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积累部分财富,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返回贫困。这不禁让人认为存在某种“贫困陷阱”(povert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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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陷阱)

如图,坐标横轴是“现在的收入”(income today),纵轴是“未来的收入”(income in the future),曲线NPQ呈S型(下文称之为“S型曲线”)。

穷人集中在曲线左边N到P段,曲线向横轴凸出(并低于45°线),表示未来的收入少于现在收入,所以会越过越穷,回到原点。位于P点右边的富人未来收入大于现在收入,会越来越富

对于穷人来说,生活似乎充满陷阱。

疾病让穷人无法工作,并消耗掉他们微薄的财富;而且穷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让他们身体素质较差,而且经常患病。

穷人往往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找到临时工作,收入太低,日常吃不饱饭;而营养不良又让他们无法胜任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

穷人无法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要做小生意只好借高利贷;而高额的利息会吃掉他们好不容易挣来的利润。

这些“陷阱”将穷人积累财富的道路打断,让他们陷于S型曲线底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

“贫困陷阱”真的存在吗?扶贫的前景果真如此灰暗嘛?作者提出做随机试验来验证。2003年,作者建立的贫穷行动实验室(J-PAB)。直到本书写作的年代,作者和他们的研究团队在全世界40个国家从事了超过240项试验。本书就取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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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行动实验室网站: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

健康问题

健康方面存在贫困陷阱吗?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看病要花钱,而且病人无法工作。

健康状况甚至对人们的终身收入有显著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南方和某些拉美国家,没有染上疟疾的孩子,长大后的收入比染上疟疾的孩子多50%。而防治疟疾传染的措施并不昂贵。在肯尼亚,一顶喷洒了杀虫剂的蚊帐售价仅14美元,可以用5年,让感染疟疾的概率减少30%。

研究人员发现,肯尼亚人的收入能够负担蚊帐,但是很少购买。

在每年900万活不到5岁的儿童中,有1/5死于痢疾。

该疾病主要由水源传播。2008年,全球约4%的人口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巴西农村的中间阶层有80%得不到干净饮用水。全球42%的人口家里没有厕所。在作者的年代,给每个家庭提供干净自来水,每个月的成本约2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更便宜。水的问题解决后,对减轻痢疾的传播有显著效果。

还有其他便宜的净水办法。在赞比亚,一瓶氯价格约0.18美元。这一瓶氯用来净化水,可以用一个月,让儿童患疟疾概率减少48%。然而只有10%的人口会处理他们的饮用水。

欠发达地区儿童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因素是疫苗接种率过低。在印度农村,在某些村庄的接种率只有6%。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方免费让村民接种疫苗,将接种率提升到17%。虽然有进步,但依然很低。

难道这些事例说明穷人不关注健康?

作者发现,穷人把钱花在了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价格低廉的预防手段。这说明穷人很重视健康,但是方式不太对。

首先, 穷人缺乏信息,甚至对某些预防手段存在偏见。作者称,从在乌干达推广蚊帐,到在印度推广疫苗,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他们使用正确的方式推广,让穷人了解预防手段的好处,能够取得较大进步。

为了推广疫苗,研究人员拿出了干豆和不锈钢盘子,发给村民作为接种疫苗的小礼物,于是接种率显著提高到38%(距离世界卫生组织90%的“基本保护”标准还有很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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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打疫苗,就能得到干豆。) (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等, 2019)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的失职,因为很多这类便宜的预防措施,本应该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干净的饮用水。而在疫苗接种方面,印度号称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全民、深入基层的医保体系,但是实际运行起来很不顺畅。作者访问了印度乌代布尔地区(Udaipur)100处卫生设施,发现上班时间有56%的时候是关闭的,护士们总是不在岗位。

高利贷与砖头“存款”

穷人被隔绝在金融体系之外,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服务,这是他们脱贫的一大阻碍。

根据作者在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44%的城市穷人和24%的农村穷人经营各种小生意。他们对贷款有较大需求。研究人员还发现,通过发放贷款,能够提高穷人创业脱贫的比例,对穷人有实在的帮助。

但是穷人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只能求助高利贷者。作者发现,在乌代布尔,2/3的人都有欠贷,但是其中只有6.4%是来自正规机构。

印度政府尝试过给穷人发放低息贷款,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把钱借给穷人这么难?

作者称,因为借方收款的工作很艰难。借方需要监督穷人,确保他们把钱用在了“正道”上,而不是“挥霍”掉,以便收回贷款。如果穷人没能及时还款,借方会使用各种办法催收。这都在推高贷款的成本,也就是利率。

而这就会产生“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利率越高,穷人违约的可能性越高,借方只有付出更多精力催收,或者进一步提高利率。最终他们就拒绝借钱给穷人。

印度人帕德马贾·雷迪(Padmaja Reddy)在1997年创立的小额贷款(micro-finance institute,MFI)公司斯班达那(Spandana),到了2010年有420万客户。

印度第四大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有104个社区,其中52个从斯班达那贷款。这让斯班达那得以调查贷款的效果。正好接受贷款的社区相当于实验组,没接受贷款的是对照组。

作者参与了调查研究,发现接受贷款的地区,在15个月后创业率7%,没接受贷款的地区是5%。作者称这说明贷款的作用不是革命性的,但是仍然在起作用。

帕德马贾认为,贷款真正的作用,是给穷人一个生活的方向,让他们不会随波逐流。

作者继续追问,为什么小额贷款的效果不能更好?

一个因素是,小额贷款公司依然属于企业,需要保持经营。它们会追求“0违约率”,这让贷款的条件比较苛刻,真正需要钱的穷人贷不到款。

让情况更恶劣的是,印度政府给企业下绊子。2005年,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克利须那(Krishna)地区的地方政府想要把帕德马贾挤出市场,以便自己接管小贷生意。官员们控制地方媒体造谣,让贷款人停止还款。次年,地方政府拿农民自杀说事,下令停止贷款人还款。这导致了大规模的坏账。

这些因素都让小贷公司在发放贷款时不得不十分谨慎。所以小贷公司不适合扶植真正的企业家,因为开创企业会面临失败的风险。

说到底,这其中体现了银行和小贷公司贷款业务的内在矛盾:银行需要确保资金安全,会去寻求安全的项目;而最需要贷款的人因为穷,会被视为高风险人群,从而贷不到款。

穷人在正规机构存款也受到各种限制。作者发现,在肯尼亚等地方,银行开户要钱,存款有最小额度限制,取款还要收费。

可是穷人存钱是刚性需求,不然无法保持他们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点财富。于是世界各地的穷人“各显神通”,发明了各种奇怪的存款办法。

在摩洛哥,穷人有了钱就换成砖头,然后盖房子,一点一点把房子盖起来。各种长得像烂尾楼的半成品房屋就是他们的“银行”。在肯尼亚,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农民有钱就买化肥,用肥料来代替储蓄。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

上文提到的印度安得拉邦克利须那地方政府的行为,本质上是腐败,这也是一种贫困陷阱。

对于反腐败,总的来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高端路线”。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认为政治体制在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他们所指的“政治体制”(political institutions)属于“顶层设计”(institutions at a very high level),是指的民主、专制、财产权那一类。

作者发现政治和经济学界对这种看法达成了共识。西方某些政客和学者,一提到在欠发达国家反腐败,就要去“改朝换代”,推翻现有政府,建立“民主”体制。

作者提倡与此相对的“基层路线”,也就是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从小处着手,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作者指出,虽然我们没有一揽子方案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何改善局面。总之就是“推”穷人一把,把他们从S型曲线底端推至P点以上的位置。

作者特别指出,欠发达国家切莫迷信所谓“殖民地经验”,以为发达的宗主国会在殖民地建立现代体制,而殖民地只需要维持这种体制,就能够持续发展。某些人看到香港等地区经济发达,看到印度至少建立了一套英国式议会制民主体制,就要学习效仿;但是没看到包括印度在内的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地区至今依然普遍贫困。

作者指出,殖民地体制的目的是让殖民者榨取资源,为宗主国服务,而不是支持当地发展。殖民帝国只关乎霸权,与进步主义无关。殖民者走后,当地政治精英继续利用这套体制压榨民众,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国家,虽然表面上有一套“民主制度”,依旧普遍腐败,遍地贫困。这是在现实中存在于“顶层设计”的贫困陷阱。

中国经验

全球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81年到2008年,世界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7.5亿。这主要是中国的贡献。事实上,如果把中国刨开,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反而在增长。(安格斯·迪顿, 2014)

中国的扶贫道路,似乎与作者不谋而合,也是走“基层路线”:中国解决了各类在欠发达国家困扰穷人的“小”问题。

中国的民众不用像摩洛哥穷人那样买砖头存款,因为他们可以把钱存银行。如果过于偏远没有银行,还有邮政储蓄(“邮政储蓄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中国的创业者从正规渠道获得小额贷款相对容易。国家推动农村“三通”到户,也就是通水、通电、通路;农村必须普及抽水厕所;国家规定新生儿强制接种疫苗,儿童必须接受9年义务教育,并将这些规定写进法律推行。

不过,“基层路线”能够成功,是“高端路线”的结果,是20世纪上半页东亚大陆最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即中国革命的结果。

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建立起了相对其他欠发达国家廉洁、高效的政治体制。在此之下,中国以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来经营公共事业。中国民众和政府又花了70年时间,在实践中学习如何让这套体制有效运行。

中国扶贫工作还没有结束。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0年民生工作第一条举措就是“脱贫攻坚”,“集中兵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会议提出做好“基本保障”,“要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等,这都旨在兜住基本生活底线、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陈炜伟、王优玲等, 2019)

在中国,扶贫是个技术问题,但首先是个政治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消灭贫困和两极分化。这当然超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从成果上来看,一个诺奖是远远不可能概括得了的。

都2020年了,中国人民正走在迈向富强和复兴的大道上,”中国之治“的优势已全面显现,现在连那些曾经的反对者们都不再怀疑了。

 

参 考 文 献:

【1】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等. (2019). 在印度通过常规疫苗站和激励提高接种率. 检索日期: 2019年12月19日,来源: 贫困行动实验室:

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evaluation/improving-immunization-rates-through-regular-camps-and-incentives-india

【2】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 (2012). 贫穷的本质. 纽约市: 公共事务出版社.安格斯·迪顿. (2014). 逃离不平等. 北京: 中信出版社.

【3】陈炜伟、王优玲等. (2019年12月12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2020年六大民生看点. 检索日期: 2019年12月19日,来源: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12/c_1125341064.htm

【4】拉维亚·吉希翁. (2019年10月29日). 为什么随机测试在扶贫工作中如此常见?. 检索日期: 2019年12月19日,来源: JSTOR每日新闻:

https://daily.jstor.org/why-are-random-trials-so-common-in-anti-poverty-work/

【5】世界银行. (2019). 贫困. 检索日期: 2019年12月18日,来源: 世界银行: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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