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政治术语解读特朗普的国家治理

狮说新语   徐晨   2018-07-20 12:17  

trump maga hat

近期在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向中国使出了“降龙十八掌”,他会不会继续修练辟邪剑法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以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解读其国家治理,并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将2012年奥巴马与2018年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相比较,就会发现前文中战争、威胁、阿富汗等词语在后文中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岗位、减税、基础设施、移民等词语。这说明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国际反恐转向国内经济建设。为什么特朗普要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工业空心化、美元维系的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已经难以为继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受恐怖主义的外部威胁,转化为国内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国梦)与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特朗普的执政来看,其经济建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对内增收节支。一方面,通过大幅度的减税、鼓励投资建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重塑工业化和促进就业,借助于美元的优势地位以及相关财政政策,促使美元回流和保持股市的稳定;另一方面,在政府拨款法案中,大幅削减了环保、对外援助及国务院等相关行政部门的开支。由此,改善美国财政收支的结构,并带来削减财政赤字的长期影响。

其二,对外减除负担。迄今为止,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特朗普的眼中,美国的经济利益优先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一系列的“退群”是划算的买卖。同时,还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例如,要求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韩国承担更多的军费、朝鲜弃核后让“离得最近的国家”承担费用等。此外,通过举行特金会使得朝核危机得以缓和,亦是对外减负的表现之一。

特朗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其长期效果还有待观察。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向好,尤其是失业率降至3.8%,为美国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似乎有点初见成效的迹象。

先富带动后富与精准扶贫

在美国,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分化的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的金融危机恶化了这一社会矛盾,进而导致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全美。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将贫富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现象,称为“当前美国社会最令人烦恼的趋势之一”。

首先,贫富不均具有“贫在国内,富在国外”的美国特色,即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避税,大量美国资本扩及海外,而低收入者却留守国内。对此,特朗普无法提出“先富带动后富”这种在美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口号,但其开出的减税、鼓励回国建厂等药方,却有异曲同工之效。

其次,贫富不均还表现为国内地区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平衡所导致的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特朗普竞选成功得益于美国“铁锈带”各州的支持以及联合国那份“美国4000万贫困人口”的报告,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尽管美国没有中国式“一对一”的精准扶贫,但有趣的是,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居然花了一整段的篇幅来介绍一位美国工人(科里·亚当斯),如何从失业转为就业,这不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扶贫攻坚战的典型吗?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当初希拉莉在华尔街利益集团和主流媒体的支持下,可谓志在必得。然而,美国人民通过手中的选票“当家作主”,击败了资本和媒体对竞选的操控,让特朗普登上了总统宝座。对此,特朗普“不忘初心”,从各种“退群”、减税、移民管制,到对中国的贸易战(除了目前缺乏资金支持的修墙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几乎是在逐个履行对美国人民作出的竞选承诺。

与此同时,面对CNN等主流媒体的“围剿”,特朗普开启了推特治国的新篇章,与美国人民展开了直接和即时的互动。近日《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联合开展的一项新闻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升至44%。如果说特朗普所推送的政绩属于“自我表扬”的话,那么不断攀升的民调支持率,似乎让特朗普听到了“人民的心声”。

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发展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安全问题上,则由国际反恐转向以中俄为对手的大国竞争。去年底,美国通过了自阿富汗战争以来金额最高的国防授权案,今年在政府拨款法案中增加了国防国安开支,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亦考虑了维持军事优势以及由反恐转向经济建设后的军工利益,可以视为其在发展和安全上的“统筹兼顾”。

同时,非法移民导致挤占工作岗位、社会秩序混乱以及人口拉美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此,特朗普采取了修墙、“骨肉分离”移民管制等“零容忍”移民政策,其背后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对非传统安全的高度关切。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原因

与中国因工业化导致产能过剩所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相对应,美国对中国、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加征关税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消费侧”改革。

为什么特朗普不惜发动贸易战来解决“消费侧”问题呢?因为贸易逆差在美国已经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多的是自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消费结构性问题。基于选举政治的考量,特朗普无法从国内入手(例如削减社会福利和提高消费税等)来改变目前的消费结构和数量,而只能借助于美国在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外寻求突破口。加之,特朗普急于履行对选民的承诺,加征关税自然成为了“多快好省”的解决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解决“消费侧”问题,中美贸易战还附加了“国家安全”的因素。从去年底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重振国内经济占据较大的篇幅,其中指出“目前超过20万亿美元的国债对美国的长期繁荣以及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指责过去形成的不公平贸易关系,并将中俄定位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用中国的术语即为国内的经济挑战构成了非传统安全问题。

反观中美数次的经贸谈判,中方以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和能源进口、开放金融和保险业务、以及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仍然没有让美方满意,而美方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在“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基于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这些都说明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呈现出从数量转向结构的趋势,其中“国家安全”的权重在增加,而要求中国改变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在本质上是要求中国进行私有化改革,这也是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核心所在。

总之,以中国的政治术语来看,特朗普进行国家治理的思路似乎越来越清晰,如果最后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中国国内恐怕要掀起一阵“反特朗普”的高潮,那么,通过换位思考,客观地看待特朗普的国家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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