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被舆论掩盖住的两个问题

独家网 白方方   疫苗案   2018-07-18 11:15  

我不是药神  被舆论掩盖住的两个问题

旬月以来,中国最火的电影一定是《我不是药神》!旬月间,疯狂锡金达26亿之多(截止7月17日晚间),豆瓣评分破九,毫无疑问是今年数月以来票房口碑话题都最高的华语电影。旬月间,各方影评、媒体报道可以说是狂风暴雨一般向《我不是药神》倾泻而至。街头小巷、菜馆报刊乃至无所不在的朋友群与微信群,可以说是无人不说“药神”,无人不论抗癌药。笔者点映期间就看了《我不是药神》,至如今,一直关注着关于药神的各种话题与各路影评,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十分有力的触到了社会的痛点,并影响了现实。但细究看来,许多讨论都未至核心,使笔者也不禁心痒,想探讨一二,求教于众方家。

良法

既然是引发天量讨论的现实题材电影,就一定有让观众们相争不让的热点问题被触及到了。但是观看各路影评,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出现:研制原创药的药企成本太高,所以药价居高不下在清理之中;公安为了维护公正,紧追不舍的警方没有错;病人要吃药,冒险吃仿制药乃至没有许可证的“假药”,甚至包庇药贩子也是理所当然;药企为了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跨国打击假药仿制,穷追不放也是天经地义……按照这个逻辑,谁的表现都无问题,那么真的问题就被掩盖了或者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特定个案的公正正义需要成为法制再度完善的契机。

徐峥饰演的程勇火了之后,当年就引起轰动效应的陆勇案再度跃入眼帘。

“药神”原型的主人公陆勇在34岁那年确诊慢粒白血病,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了56.4万元。不堪重负的他改用印度仿制药,而这种药的价格只要瑞士药的二十分之一。陆勇后来将印度仿制药又推荐给了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然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后来陆勇也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1002名深深感激陆勇的癌症患者曾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检察官在不起诉裁定中解释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陆勇案成为话题事件之后,沅江市检察院起草的《不起诉决定书》和《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也流传于网上,全文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本应是枯涩的法律文稿讨论,但其中人民检察官对百姓深切的使命感仍跃然指尖,惹人动容。

十分可惜的是,该案之于我国刑事实务的意义便相当有限:它充其量只是司法流水线的一个意外产品,尽管实现了特定个案的正义,却并未为类似个案的处理提供一种合理的可予一般化的解决方案;更未从根源上解决,在刑法领域当法律的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相冲突时,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该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

让这样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案件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更为痛心的是,几乎很少有人认识到陆勇跟程勇(徐峥)的不同:陆勇是病人,程勇不是;陆勇没有销售,程勇(徐峥)是走私的药贩子(他的印度神油部分就是走私进来)。

沅江市检察院对陆勇的不起诉书中写道:“本院认为,陆某某的购买和帮助他人购买未经批准进口的抗癌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但陆某某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不构成销售假药罪。陆某某通过淘宝网从郭某某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其中户名为夏某某的借记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白血病患者支付自服药品而购买抗癌药品款项,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而电影中,程勇的人设一开始就是假药贩子(尽管只是印度神油),中期也有主动贩售假药谋利的行为,只有后期是因为吕受益(王传君)的逝世改为主动为病人服务。也由于他主动贩药谋利的行为而真切违反了法律,影片最后也判了刑,只是有减刑。这是主创们的匠心独运,不可不察!

陆勇跟程勇的不同,明白揭示了陆勇只是个案。这当中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刑法问题:其一,我国刑法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如何解释?其二,在刑法领域,当法律的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相冲突时,如何思考与寻找去罪化的路径?究竟存在哪些可能的去罪化的选择?其三,刑法解释中如何处理形式逻辑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解决这三个问题,有利于我国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

《我不是药神》第二个被有意忽略的问题就是人们误以为问题的本质是医疗改革。

或许出于过审的考虑,影片最后只是简单一句:格列宁现在是医保报销药而结局。作为一个现实题材电影,这样的力度是偏弱了的,甚至可以说找错了方向。因为尽管力度弱,它仍将话题引入了“问题本质是医疗改革”这个逻辑。但其实医疗改革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方案,不是本质,或者说民心天然首选寄希望于政府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原创药贵、进口药贵是吃不起抗癌药的第一环。按理,因为高额的研发成本---早在80年代,开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就在1亿美元以上。现如今,开发一款新药的成本也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算的,从标靶的确立到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从临床前试验到动物试验再到临床试验。每一步需要消耗的资金都是海量。且由于知识产权深入人心,药企卖高价药以获利可以说天经地义。

但“知识产权”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相信它必须得到保护。然而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是不支持知识产权具有垄断性的。但在资本世界,靠知识产权垄断谋利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尤其是在美国,美国医药研发费用占全球82%以上,全球80%的国家是没有医药开发能力的。

人类社会每一次科技进步,都应当服务于全人类。但从全球国际政治格局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在太多领域占有几乎独断性的话语权。保护原创药的垄断就是因为这种话语权而逐渐成为共识。

如果说保护知识产权是天经地义,而根据WTO规则(专利保护协议),新药有二十年的法律保护期限。那么,为什么印度对西方开发成功的新药进行仿制却缕缕成功呢?除了印度国内思潮不认同西方药企专利概念之外,政府也倾向于默认支持,还有一个很关键地方是印度是西方药企的“人体试验场”,因而被留了一块“自留地”。印度的例子就能明白揭示出来,在第一环,药企保有二十年的垄断,甚至知识产权具有绝对垄断性是存疑的。

除了这第一环,进口药在中国卖高价,还有许多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政府只是其中一环,只不过许多时候民心只期待政府“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而忽视了许多时候政府并不能代替所有角色。

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总是勇于在关键时刻立于潮头,为许多问题背书。

近日,李克强总理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总理记者会上作出“抗癌药品进口税率力争降到零税率”承诺短短20多天后,李克强总理4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进口抗癌药仅降到‘零关税’还不够,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从多环节、多渠道层层压减进口抗癌药品价格。”李克强强调,“要让患者及家属对急需的进口抗癌药价格降低有切实感受!”

该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同时要抓紧研究综合措施,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研究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多措并举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加价。

6月2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指出,“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 “必须多措并举打通中间环节,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

《我不是药神》七月初上映,国务院两次常务会议都比这要早。如果说总理注意到了“药神”的舆论再度批示,毋宁说是总理跟政府借助民间热点舆论的东风助推改革进一步落地。

当然,回到电影来说,这仍是近几年来最有深度的现实电影,必将成为影史的标杆。

(白方方,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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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三风 关键词: 《我不是药神》 抗癌药 格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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