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四):北宋第一段子手的为官之道

张彦欣   2017-07-26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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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元丰七年,皇帝一道旨意,把苏轼的谪居地改为汝州。接到消息的时候,苏轼正忙着在雪堂西畔栽橘子树。平静的田园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奉召北归期间,苏轼上书请求常居常州,获批。但苏轼刚写下“十年归梦宁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就又来复官消息,奉登州太守。后回京,一连擢升三次,最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有次奉旨草拟追封王安石“太傅”的圣旨,苏轼形容王安石“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中间的褒贬就极为巧妙了,王安石主持新政期间,曾编有《三经新义》为科举的官方标准,这话到底是褒是贬全凭听者自己理解。苏轼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相为谋,但对王安石人品还是敬重的。这位大刀阔斧变法的老宰相谋国不谋身,独有一番风骨。

因宋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一贯反对新政,昔日或退或贬的保守派官员再次被启用,司马光任宰相。司马光执宰相职仅八个月就逝世,丧礼由程颐主办。当时正值皇帝率百官在太庙祭祀天地神灵、安放神宗灵位,因是吉礼,期间有唱歌、奏乐。完毕后,大家立刻赶去给宰相吊唁,程颐却以“《论语》言,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由,阻止同天吊丧。众人都很是气愤。苏轼反讥道,“《论语》未言,子于是歌,则不哭”,率众进门吊唁。苏轼与程颐乃是口舌之辩,无关国家大事,但若论及后来的“洛蜀之争”,此事就有“前兆”之意了。难道说苏轼这般饱含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反谑之言,又给他引来祸患了?实则不然。要知历代朝廷都不乏蝇营狗苟的小人。苏轼急剧得势,羡慕之人有之、觊觎之人有之、仇恨之人亦有之,虽为同党当政,但派系内部也存有分歧、暗斗。加之苏轼对保守派当政后出现的腐败、过分倾轧新政派感到失望,提出谏议,引起保守派的反对。“洛蜀之争”后,苏轼越发觉得与其在京逞口舌之争,再次陷入政治漩涡,不如到地方为民做些实事。于是连上四道奏章,请求外任。

宋哲宗元祐四年,朝廷降旨,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苏轼曾于神宗年间在杭州任过通判,了解杭州人民所需。到任后,苏轼就开始改善影响农业发展的水利,疏浚西湖,建筑堤坝;捐黄金50两,建安乐坊,治病救人。而这些政绩在其再次被召回京时,被政敌歪曲,罗织罪名,诋毁其修堤无益于民,灾情误报。苏轼对互相攻讦的政权争斗,满是忧惧和厌恶,再次呈请外放任职。

人人羡慕的才气亦为人所忌惮,不容于朝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平生文字为吾所累”。苏轼不仅自嘲自己的才华,还自嘲自己的命运“举鞭谢父老,正坐使君穷,穷人命分恶,所向招灾凶”。苏轼的自嘲,并非是气节的消陨,而是“心所痛疾反言之,语虽戏谑而意甚愤懑”;请求外放,亦非遁世,而在于收敛锋芒,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保,将才干用于民。对于早有“人生况味是清欢”感慨的苏轼而言,为官谋的是国泰民安,非为权为名为利。

(本文作者张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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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苏轼 官场斗争 宋哲宗 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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