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二):北宋第一段子手的宦海浮沉

张彦欣   2017-07-16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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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嘉佑六年,苏轼离京于凤翔充任判官。初到凤翔时,时任的宋太守与苏家是世交,苏轼与其相处的甚是融洽。但好景不长,很快来了一位姓陈的太守——陈希亮,其乃武人出身,耿直严厉,在官场的名声也好。当时的苏轼年轻又恃才傲物,万不愿向其俯首称敬。陈希亮对这个自负的年轻人也颇有成见,认为苏轼自诩有才而无实干之能。两个本该惺惺相惜之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屡屡口舌之争,谁都不肯拜于下风。后陈希亮建造“凌虚台”,求记苏轼,于是就有了有名的《凌虚台记》。涉足仕途仅两年的苏轼,认为为政当予民实际,着力民之急缺。在他看来,建造凌虚台于民无补,于是借机对陈太守加以嘲讽。“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将凌虚台建造的意义化有为无。年轻的苏轼尚未经宦海风雨,思想上积极用世的理想正处于巅峰时刻,以致其戏谑之言尖锐性过之、温和性不够。虽《凌虚台记》嘲讽之意极其凌厉,但陈希亮确有大量,一字未改,刻于碑上。后来苏轼对此事也颇为懊悔,有修好之心,且二人相处日久,越发深感对方的才能和德行为人所尊,彼此都对对方很是尊敬。陈希亮死后,苏轼为其写了很长的墓志铭,还与陈希亮之子陈慥成为挚友。

四年后,即英宗治平二年,苏轼还朝,授直史馆。在史馆任职使苏轼得良机博览珍藏古书、名人手稿和画卷,这算得上苏轼较为惬意的一段生活。但依旧好景不长,于当年五月,苏轼妻子病逝,次年四月父亲苏洵病逝。苏家兄弟送灵柩回故里眉山,守孝三年。神宗熙宁二年,二人归京,很快卷入新政引发的政治漩涡。苏轼自此便一直饱受宦海风雨的痛击。

苏轼反对新法,常与王安石有口舌之争,但苏轼辩才了得,多半是王安石哑口无言。当时王安石颇爱研究字源,尤善从会意角度解读字源,有些确有深意,有些难免穿凿附会。例如他说“诗字从言从寺,法度之言也”,就是极为牵强的。苏轼认为王安石对字的结构和来源的阐释违反构字法,便有意戏谑王安石。一日,摆出请教姿态,问道,“为何‘鸠’是由‘九’和‘鸟’组成的呢?”王安石一时语塞。苏轼立马说,“还是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诗经》有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起来刚好九只小鸟。”除此,苏轼还嘲讽王安石对“波”的解释:“波”者“水”之“皮”也。同王安石戏谑道,“依照你对‘波’字的解释,则‘滑’就是‘水’之‘骨’了”。这些关于苏轼调侃、嘲谑的小故事,虽在历史长河中,有被夸大、演变之嫌,但也更生动的展现出苏轼纯真、风趣的一面。

这些趣闻轶事读来轻松幽默,几乎让人忘却当时政潮的风谲云诡。新法当权派和守旧派政治较量的结果,往往是贬谪、流放,甚或杀身之罪。新政开始后。苏轼多次上书神宗,表明反对新政,并请求尽快停止变法。请求未果后,上书请求外任。苏轼先是于杭州任通判三年,又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任太守,身心饱受迁徙之苦。期间,苏轼作多首诗讽刺新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法;“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讽刺朝廷的一群小人,如乌鸦一般。

经历一番世事,苏轼的诗词少了年少时期的无端喟叹。他嫉恶如仇,风节凛然,对官场小人的不正之行,“如蝇在台,吐之乃已”。诗文多讽刺新政,戏谑小人。苏轼此时的幽默,不仅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力量。

(本文作者张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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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苏轼 宋词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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