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声大发财”时代的终结

经略(consilium2049)   冉剑   2016-06-22 11:10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凭吊了1999年5月8日美国对我驻前南联盟使馆轰炸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3位烈士。几个钟头之后,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遭遇车祸而离世。两则信息,在国内舆论场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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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七五后”而言,1999年的炸馆事件刻骨铭心,激发了一代人的政治意识和爱国热情。当时,不少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烈士的悼念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我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但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在具体行动上一直比较谨慎,原因在于,要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绕不过美国这个单极霸权。90年代,美国国会年年拿贸易最惠国待遇来要挟中国,年年搞个大新闻,这也是许多“七五后”的深刻记忆。不过,炸馆之后第二年,美国国会两院居然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2001年,中国加入TWO;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吴建民先生也正是在1998—2003年期间担任驻法大使,并在卸任驻法大使之后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直至2008年4月退休。

可以说,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对美外交长期秉持求稳的精神,很少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做出让步,并对民间主张对美强硬的声音进行管控。这一态度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国影视剧的生产。2000年电视剧《抗美援朝》封镜,原计划2001年播出,但十年过去了,该剧也没有播出。直到最近电视剧《三八线》的播出,抗美援朝题材的播映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而吴先生一贯主张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基调,中国外交要更多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思考角度,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此也屡次成为主张对美强硬的人士的辩论对象。吴先生不幸离世,更是引发了互联网上两极分化的评价,一些人充满赞赏地转发吴先生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而另外一些人批评吴先生缺乏国家利益意识,甚至直斥为“汉奸”。 

平心而论,“汉奸”之谥,可谓相当偏激,批评者很难举出例子,说明吴先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出卖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外交重大决策的中心是在中央,而不在外交部,外交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执行机构,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先有路线,才有与路线相应的干部政策。吴先生在外交体系所获得的地位,其基础是90年代以来强调“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不当头,不与霸权直接对抗,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内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用五个字来概括这一路线,就是“闷声大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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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正是中国一个矛盾高发的时期。党政军学纷纷下海经商,社会风气滑坡很快,市场经济建设之初,假冒伪劣商品和血汗工厂盛行;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几千万职工下岗;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突出,干群矛盾非常尖锐;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在两岸关系上公然挑衅。在国际上,西方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中国蔑视、封锁、打压。1998年,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七,还不如意大利。中国是否克服种种困难,平稳发展下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平心而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与单极霸权正面对抗,缺乏实力条件,也很难在国际上获得盟友。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利用其来壮大自己,是比较理性的选择。“闷声”是手段,“大发财”才是目的。

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大发财”是可做不可说的,如果天天挂在嘴边说,恰恰与“闷声”相违背。因此,必然要使用一些“闷声”闷出了习惯的干部,他们真诚地相信列强是和善的,只要我们不主动挑衅,世界就有和平。这样的干部和列强谈笑风生,可以在列强那里起到“示弱”的效果,从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吴先生就是这样的干部,他做翻译出身,外语水平高,真诚相信世界和平,不会因为心口不一而在列强前面露出破绽,这正是“韬光养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干部。 

回过头来看,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现在的“发大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得益于早年的“闷声”。99年炸馆事件,官方的反应比较谨慎,既释放了民众的愤怒,也没有让这种愤怒改变政策的方向。美国因为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地下室藏的东西而发动袭击,我方牺牲三人,但最终还是拿到了地下室的东西,推动了军事科技的发展。而这一事件也成为我方向美方争取其他利益的一个筹码。2001年南海上空的中美撞机事件,我方驾驶员王伟壮烈牺牲,官方抗议了美军侵犯我国领空,但也没有改变政策方向,而撞下来的飞机,又成了推动军事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和晚清和民国常见的国耻事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不管是“闷声”,还是“厉声”,都没有“发财”的能力。但是,新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可观的科研能力,只要能搞来外国的现货,就有能力通过“反向工程”,迅速搞清其构造和原理。而且,在炸馆事件之后,我国的军事工业投资不断增长,积累十多年后,才有了最近军事工业成果的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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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发大财”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列强接纳中国加入WTO时,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借助突然打开的国际市场,盘活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甚至对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都形成虹吸效应。美国打的算盘,一是赚中国市场的钱,二是借助自由贸易,推动中国政治上的演变。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2015年,中国按美元计算的GDP排到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德国的三倍以上,法国的四倍以上。1998年排在中国之前的意大利,现在已经被甩到了世界第十,GDP总量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则认为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而在政治上,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道路自信”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而是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各种不自信的声音,比如Donald Trump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again就表明,他对美国现在是否仍然great,已经没有那么确定了。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掌舵者们一直清醒地朝着中国“发大财”这一目标前进。作为执行者的吴先生即便习惯于“闷声”,缺乏“发大财”的意识,但只要是认真执行中央决策,还是不会脱离“发大财”的大局的。在吴先生离世之后,我们必须对他作为一个执行者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应将其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再推断其外交思路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思想实验没有太大意义,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 

但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如果吴先生在今天继续做一个外交领域的执行者,或许就没法达到过去的贡献高度了。因为“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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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声大发财”之所以终结,恰恰是因为“大发财”比较成功,而且列强已经知道中国已经发家致富了。过去没有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的70%,苏联和日本都是在接近这条线的时候,被美国下手搞掉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竟然对中国放松警惕,等到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就给世界第一霸权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其军事外交重心迅速转移,竭力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制约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新的局势之下,再继续“闷声”,虚与委蛇,而非正面迎战,就会有损“大发财”的事业了。而中国的掌舵者们也及时调整了战略,无论在东海,还是在南海,我们都主动出击,敢于和美日正面对抗, 在斗争中创造新的筹码,实现对我更有利的利益交换。

在这轮斗争中,中国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可靠的朋友。“闷声大发财”时期,中国与许多国家搞了不少经济贸易合作,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国内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外交上的基本做法就是谁当权就跟谁合作。当一些国家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各方力量对中国有所期待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做出及时回应,这就难以获得忠实可靠的朋友。走出“闷声大发财”,意味着要更加积极能动地研究评估相关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形势需要我们做出政治回应的时候,及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赢得朋友的最大的资本,就是前面“闷声大发财”所积累起来的家业。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有技术,有资金,有人力, 能够给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一站式”服务,这种能力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硬实力基础之上,加上更为清晰的政治理念阐述,中国就能赢得更多更可靠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仅能在政治上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还能通过互利的合作,化解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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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闷声大发财”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一个“厉声”时代。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中国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筹码,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大大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概率。君不见,前一周美国军舰在南海游弋,中国军舰紧随“护航”,后一周,中国批准提供给美国2500亿人民币的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数量仅次于香港。因此,这是一种在合作中博弈,在博弈中合作的关系。作为执行者的外交官,相比以往,更需要在复杂形势中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以行使好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位牺牲在塞尔维亚的烈士获得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的凭吊,足以让我们确信,中国已经告别了“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吴建民先生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但总体而言,他属于已经过去的“闷声大发财”时代。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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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榆木 关键词: 闷声大发财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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