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促进民主是怎样一种悖论

参考消息   2015-10-31 08:46  

《美国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题为《美国促进民主之悖论》的文章,作者是该网站主编、巴德学院人文与外交政策教授、哈得孙研究所知名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现将文章内容摘转如下:

“促进民主”适得其反

两个相互交织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美国外交政策:我们必须促进民主;我们肯定会把它搞得一团糟。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国家像美国和欧盟自2001年以来那样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在外国土地上“促进民主”。

然而,严峻的现实是,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民主在倒退。俄罗斯不如十年前自由。几乎无一例外,“阿拉伯之春”未能带来自由主义民主。在非洲、中亚和拉美,从民主改革向后退的国家多于大步向前推出民主改革新举措的国家。土耳其的独裁民治、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激进党派在欧盟许多成员国的崛起证明,民主价值观的吸引力渐弱。

有人认为,鉴于这么多令人失望的结果,促进民主在美国的政策中毫无立足之地。自诩的“现实主义者”急于阐明这一点,他们渴望有一天美国外交政策摆脱它当前所背负的杂乱意识形态包袱,但那是不切实际的向往。

推广价值观念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美国政治文化从起源和特性上讲就是关乎伦理道德的。

我们国内民主政治以关于人类天性、人类应如何彼此相处、国家机构应如何顺应公民为依据。我们国内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基于这些价值观念,美国人也总是参照这些价值观念来评判本国政治家的表现。

仅仅出于商业上的原因,美国大部分企业力促美国政府倡导自由主义模式的互联网管理、资讯交流自由,就跟实行推广价值观念的外交政策一样。

像美国这种有着全球性贸易利益的国家政府必须在对外关系中把合同法之类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美国企业在国外签订的合同必须能够在透明、诚实的法院得到执行。

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形形色色并不认为自己是民主改革派的人锲而不舍地在全球各地推行意在私利但结果却是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

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基于商业利益的自由主义政策会持续下去,随着信息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实物商品的生产与交流转向设计和理念的生产与交流,自由主义价值观对于美国商业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

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会降低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人权政策与安全政策之间的壁垒。

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可以剔除推广价值观的内容——比如认为绝对现实主义或称“基辛格式”政策可行——的人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政策在历史上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挥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因为要使公众支持重大外交政策举措就必须关注伦理道德。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美国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即使是在我们并未有意识想到它们的时候。

美式民主并非样板

自由主义民主态度和机构对美国人来说合乎常情,但对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来说不合常情。如果过去两百年的民主研究能说明什么,那就是:民主自古以来极少且不愿演变发展,心甘情愿向民主转变真的很难。这种转变通常在短期内失败,长期内往往也会失败。

显然,现实主义者或许低估了促进民主的深远意义,真正的信奉者则低估了其难度。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政府更加有效,人们往往更关注国家由谁控制,关注统治国家的人是否与他们有相同的思维和语言并扶持他们的利益,而不那么关注其民主资质的纯粹度。

因此,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民主的兴起与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和紧张关系有关联。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把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当作解决外交政策难题之道;两位总统都认为,民主是化解极端主义圣战思想和仇美情绪的社会和经济顽疾的良方。

这很可能确确实实,但两位总统都发现,“民主小精灵”不会按照美国的时间表现身。如果民主来到中东,它将以当地力量决定的时间、节奏、形式和样子出现。对俄罗斯、中亚国家以及这个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来说亦如此。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白,只有在例外和幸运的情况下,美国的民主促进活动才能在政策进程时间内对国际重大难题产生影响。

可以加速引进“民主小精灵”并解决棘手的外交政策难题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想法。然而,把决策建立在民主转型的内在性基础上几乎永远是错误的。

政策制定者不能指望民主波涛来冲走我们最难对付的问题,他们最好相信并坚称,如果我们解决了自己紧迫的外交政策难题,那么民主会更有可能来到世界上更多地方。

美国必须改弦更张

美国人无需走出国门去了解促进民主的难度。在美国历史上,国内最持之以恒地促进民主的努力是南部重建,它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历经12年,其间,联邦当局竭力在以前的南部联邦建立真正的白人与黑人共存的民主制度。南部重建用到了我们时至今日仍在运用的各种民主促进手段。南部重建失败了。

采取某种新战略是必要的;美国外交政策需要认真对待民主促进活动,因为美国舆论(以及我们很多重要盟友的舆论)有这个期望和要求。此外,尽管人们可以对具体的民主促进政策和策略提出种种反对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逐渐使更多国家愿意和能够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理想的引领符合美国的利益。

纵览世界各地成功的社会变革运动可以看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发挥了巨大作用。

回顾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从事民主促进活动的历程,有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创办的大学和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最有助益。

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就像生面团里的酵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为创造更美好的事物做好准备。教育是最文明、最有效、最没有居高临下意味的对外援助形式;接受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教育用于他所选择的目的,现场人的判断通常比外国发展研究机构和民主促进机构的看法更准。

当我们思考近来一些革命的失败并领会民主化在全世界面临的困难与障碍时,我们的反应不该是放弃促进民主。然而,当我们发现许多国家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变革和社会发展过程后才得以实现民主时,我们需要重新把教育放到核心位置。

好学校和好大学是健全的民间社团和持久的民主变革运动得以萌发的源泉,它们对于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即使是反对民主政治的国家也日益理解高等院校的重要性,尽管它们往往会倡导自由思想。

没有什么能保证民主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一如没有什么能保证人类善用民主自由。尽管如此,经验告诉我们,建造能提供合乎道德伦理且切合实际的教育,让学生和老师有机会出国旅行、学习并用本国语言为普通百姓撰写好书的好大学和好学校是最有可能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措施。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民主受到遏制或逐渐倒退,支持民主的人早该把重点重新放到真正管用的政策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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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美国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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