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

新法家网站    李建宏   2015-10-22 12:17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出自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之口。如此震撼人心的语句,自然唤起了我对伏尔泰的故乡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无比向往之情。我天真地以为伏尔泰一人之语乃是西方社会全体公民真心信仰与努力实践的集体共识。于是,少不更事的我毅然辞去奋斗多年得之不易的工作,在亲朋好友的一片羡慕与祝福声中义无反顾地投奔西方自由世界而去。我因此而有幸领略了被某些人们所大肆宣扬的理想的西方与现实中真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反差。

李建宏: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

西方国家经常恬不知耻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的国家。严重缺乏自省能力的西方人不懂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反而一百步笑五十步。事实上西方国家自身非但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且其言论自由度要远远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纵观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当今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遗憾的是,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对西方言论自由的认识至今还停留在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样一种幼稚无知的阶段。我也是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之后才渐渐悟出个中蹊跷。其实,西方对言论自由的定义要比中国人的理解狭隘得多,其所谓言论自由仅仅局限于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以美国为例,言论自由的主要法律依据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仅此而已。在惯于玩弄法律条文的西方社会,这条法律在实践中所起到的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实际效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国会以外的任何机构与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合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少中国人还误以为在西方可以随意批评甚至谩骂政府、政党及国家领导。

在中国人看来,连国家领导都可以骂,还有何人不可以骂呢?其实,这是中国人对西方所谓言论自由的又一严重误解。如果说以前的西方在公共领域还确实存在一些范围极为有限的言论自由的话,近年来这种自由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曾抨击奥巴马扼杀言论自由的力度远胜过美国历届总统。尽管在理论上公民可以批评政府或国家领导,实际上在今日西方社会因言获罪早已成了家常便饭,不管这些言论是多么地轻微与无害。

2014年11月28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芬奇的公关主任劳坦在脸书上发帖称奥巴马的女儿在感恩节火鸡特赦大会上穿着不得体,“你们是第一家庭的一分子,应该穿得有点格调”,“你们不是上酒吧”。劳坦言论自由的结果就是公开道歉与被迫辞职。曾在关塔纳摩工作的美国空军退役上校Morris Davis由于在《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批评奥巴马当局,结果也惨遭被新雇主解雇的命运。他惊叹“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局限”,“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权利如花岗岩一般坚固,事实上却象沙土一样松软”。当然,按照西方人的逻辑,这两个人的言论自由并非由国会立法剥夺,因此就是完全合法的。又因为他们也没有因此而被关进大牢或拉出去枪毙,美国仍不愧为言论自由的国度。基于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近年来西方各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人们所能享受的言论自由度也越来越少。当权者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力图实现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锁。任何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轻易发现,其实西方言论自由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尽可以自由发表,即便是污蔑陷害也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他们毫不留情地将一切肮脏的不实之词尽情倾倒到不合他们心思意念者的头上。对那些客观反映现实世界、揭露西方滔天谎言的真实言论,则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残酷打击。由资产阶级操控的西方媒体也是按照这样的规则运行着。近年来,中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西方恶意攻击与中伤的主要目标之一。相对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崛起,愈益衰落的西方则日现大厦将倾之势。面对此情此景,西方人非但不图反思与进取,反而变得更加狭隘与偏执。在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阴暗心理驱动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华、辱华运动。于是,通过封杀不同声音与制造虚假新闻等卑鄙手段,妖魔化中国的歪曲报道不断见诸于西方媒体。在一片棒杀声中,那些客观报道中国发展、进步与成就的记者与编辑就成了西方主流社会中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2008年德国之声电台记者张丹红因“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被免职,只因张丹红在接受采访时为中国说了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四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事发后,尽管德国一批知名专家与学者纷纷发表公开信力挺张丹红,认为她的观点是“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德国《焦点》杂志仍罔顾事实,谎称张丹红“向中国共产党献媚”,并将其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德国之声”过程中的执行者。2008年11月5日,德国议会文化与媒体委员会专门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期间,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译成德文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红色渗透”的内容。

尽管如此,不仅张丹红没有逃脱被免职的命运,王凤波、朱虹、李琦和王雪丁四名资深华人编辑随后亦被德国之声停职。四人事后公开揭露德国之声暗箱操作,践踏新闻自由的丑恶嘴脸。此前,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记者迪特黑希尼亦因客观报道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被公司解雇。老板克莱默称他的报道“与通讯社的宗旨无法协调”,《法兰西汇报》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错就错在“太早承认中国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新闻工作者,黑希尼客观地报道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真实的中国,而不是昧着良心用谎言去编织一个德国大众所热切期待的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专制独裁的中国。

西方不仅极力打压在国际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对那些在国内事务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以各种借口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以至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近年来以保护人权为幌子,妇女、种族、宗教、同性恋等都成为不可逾越的雷区。在这几个话题上,只要一言不慎,反对者就可能被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和欺压弱者等大帽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乎,当言论自由遇到政治正确,就如秀才遇见兵般退避三舍。一位英国妇女由于举着一个写有反对同性恋的牌子而被罚款,加拿大法院则终身禁止一个发表反同言论的神职人员布道。在西方如果你说这汽车是小日本造的,那肯定会大祸临头。有的大学甚至明确规定,不允许问亚裔或拉丁裔学生“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因为这暗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构成了种族歧视。这样的荒唐闹剧却在西方各国一再重演,吓得人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三缄其口。当荒诞假借高尚之名在西方大行其道,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噤若寒蝉。

西方一方面极力丑化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不赞同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以种种龌龊手段大力压制本国公民批判、揭露西方社会黑暗面的合法权利。为此,他们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之能事,不允许任何人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对一切不符合统治阶级标准的言论一律无情打压以达到使异见者在高压下自动禁声的政治目的。侮辱、谩骂、人身攻击等下三烂手段纷纷亮相登场。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非营利机构举办的题为“从绝望到希望”的移民问题讲座。在自由发言阶段我痛斥加拿大政府不合理的移民政策给千百万各国移民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痛苦。没想到,我只讲了两三分钟就被主持人多次无理打断,最后干脆气急败坏地直接命令我住口。当我批评加拿大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后,一位对加拿大大唱赞歌的发言人却得以长篇大论地行使她的言论自由长达十多分钟之久。如此厚此薄彼到也罢了,他们还以其对待批评者的惯用伎俩当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我是个高分低能、没有工作与生活技能的失败者,以证明我在加拿大的悲惨遭遇纯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加拿大能收留我这么一个愚蠢的可怜虫是多么仁慈的善举。若不是有幸来到加拿大,我早就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失业饿死了。而我这个卑鄙小人非但不知感恩戴德,反而以怨报德。

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巧舌如簧,也都无法让在场的新移民们相信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无能至此,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并且很多人比我更惨。一些中国移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要求允许我继续发言,有的人甚至主动将他们的发言时间让给了我。会后一个来自欧洲的移民称赞我的观点切中时弊,那些支持我的中国移民更是私下表示此事使他们看穿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真实面目。正是这样一些匪夷所思的不愉快经历才使为数众多的移民们在加拿大这个西方人眼中“全世界最好的国家”里感到痛彻心扉的绝望。而主流社会之所以不惜余力地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对不公平社会现状的否定与批判,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限定在既得利益集团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达到扼杀言论自由的罪恶目的,西方当局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采取一切借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打击恐怖主义竟也成了压制言论自由的绝妙帮凶。9·11事件后西方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他们非但不停止对别国事务的插手与干涉以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迫害一切与西方背道而驰者。于是,西方的高调反恐造成了恐怖分子的气焰日盛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的恐惧感日增。在这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中,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成了西方社会维稳的的既定方针。为了将恐怖分子扼杀在摇篮里,稍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大动干戈。在谈恐色变的风气下,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趁机兴风作浪,借此冤枉好人、打击异己。他们将人们情绪激动时的口不择言视作呈堂罪证,将个人之间正常的矛盾冲突无限上纲上线。言行稍有过失便被扣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民事纠纷瞬间变成刑事大案、守法公民转瞬便成国家要犯。

中国留学生翟田田的所谓“恐怖威胁”案就是发生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的一出冤案。年少气盛、不谙世事的翟田田,在与教授发生言语冲突时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大不了就拼了”竟然成为莫大的罪状。就因为这样一句无害的冲动之语,翟田田不仅身陷监牢达数月之久,而且最终在手铐脚镣加身的情况下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他的律师海明坦言“这个案子的出现,跟他说话不谨慎有关。” 更有甚者,在号称言论自由的西方,一句戏言也可导致牢狱之灾。2013年,年仅18岁的美国青年Justin Carter 在网上与人发生争执,冲动之下他在脸书上写道“我要去幼儿园开枪射击”。随后尽管他一再表示这只是一个玩笑,却仍被投入监牢,就连他的律师都对官方如此无事生非之举感到不可思议。可见,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为了不惹祸上身,人们说话得多么地小心谨慎。如此高压政策在普通百姓中所造成的恐惧感比恐怖分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打击异见的另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护民众的精神健康。在此旗帜下,西方人不断通过法律与行政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不喜欢言论的“骚扰” 、“折磨”与“虐待”,已经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今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九个院系举办了新学年教师领导培训班,以教这些老师如何避免冒犯学生和同事。该课程建议教师不要使用一些可能构成“微冒犯”(microagression)的话语。而所谓“微冒犯”并没有很明显的攻击意味,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或行为,很可能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对别人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我以前工作的单位也有类似的培训,建议员工不要使用一些词汇与用语。“但是”一词竟不幸入选,例如,不能说“你是个好人,但是”,因为“但是”否定了前半句的“你是个好人”。又如,当有同事要你帮忙时你绝对不能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因为这种说法会让对方感到他对你来讲不重要从而感到很受伤害,等等等等。如果仅仅是普通民众如此无聊到也罢了,美国名牌大学的精英分子竟也不能免俗。

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给教授写信要求不要讲强奸法、不能用violate一词,例如that violates the law。他们说这个词可能导致学生精神紧张,因为它还有性侵的意思。很多海外华人都曾因为不了解西方这种变态文化而吃过大亏。我认识的一位中国教练因为要求运动员少吃垃圾食品而被投诉,罪名是人格侮辱,搞得这个教练一时摸不着头脑。他左思右想实在想不通自己究竟罪在何处,于是暗自得出了这个队员系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种族歧视的武断结论。直到亲眼目睹该队员声泪俱下几至崩溃,才算明白自己闯下了何等大祸。老板更是对他严厉批评,要求他从速提高语言交流技巧。他从最初的大惑不解:他的工作职责究竟是帮队员争金牌夺冠军,还是与队员进行语言交流?发展到最后的大彻大悟:原来这个国家的人民竟然敏感脆弱到如此病态的程度。他从此变得谨言慎行,生怕得罪了哪方神圣。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做梦也想不到,自恃甚高的西方人竟然不知闻过则喜为何物。他们将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看成赞美鼓励,将善意的批评甚至好心的提醒视作侮辱贬低。心直口快、快言快语反倒成了粗鲁无礼。只要你有一张刀子嘴,便无人在意你的豆腐心。在西方实事求是绝对没有任何市场,由于害怕祸从口出,无人胆敢发出逆耳忠言,不但老师要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赞美有加以免伤其自尊,就连亲人之间都无法对彼此的缺点直言相告,于是人人都带着面具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有意无意编织的谎言里。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关注独家网(www.dooo.cc)
上一页 1 2下一页
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西方 言论自由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