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无处不在:警惕“朋友圈” 中的“钓鱼人”

察网   施洋   2015-10-19 22:38  

近年来,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迅速崛起,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媒体的武器化趋势也日益明显,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事件,“伊斯兰国”事件,无不隐现着社交媒体的身影。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改变战争面貌的同时,也正在对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目录:

社交媒体战,信息时代战争新维度

警惕“朋友圈” 中的“钓鱼人”

乌克兰危机中的社交媒体战

信息武器化与军队社交媒体战略

社交媒体战,信息时代战争新维度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陈航辉

近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段用炸弹处决叛变者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新生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社交媒体的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发布处决视频到传播“圣战”思想再到开展人员招募,社交媒体已成为该组织对抗美欧等国的战略性非对称手段。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个人通讯工具的普及,围绕社交媒体的“叙事之战”日益成为现代冲突的焦点。从利比亚到伊拉克、从乌克兰到叙利亚,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冲突各方激烈交锋的新战场。

线下战争、线上对决、高度融合

开启现代战争新模式

2009年6月,伊朗爆发“绿色革命”,由于政府加强了对传统互联网的管制,伊朗民众利用推特、脸谱、YouTube等社交媒体传递信息、开展动员和组织集会,致使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这是社交媒体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首次亮相,展示了其在政治变革中的强大潜能。

两年后,当来势汹汹的“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诸国时,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助推动荡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还是在利比亚班加西街头,以手机和社交媒体构成的网络成为反对派凝聚人心、争取支持的主要途径。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不仅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联络功能,而且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舆论塑造和议程设置能力。

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代号为“防务支柱”的军事行动。在发起军事行动的同时,以军在微博上同步发布了行动声明,阐述以军行动的正义性。行动中,以军开设了“防卫支柱行动”“以色列在燃烧”等多个推特账号,不断更新战事最新战况,详细叙述以军为避免平民伤亡采取的努力,并将战果直接推送给对手哈马斯。不甘示弱的哈马斯也通过“加沙受攻击”“这就是加沙”等推特账号发布加沙民众遭袭的惨状,展示平民伤亡证据,以此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8天行动期间,以军与哈马斯之间通过社交网络的较量与实体作战同步展开,并贯穿于行动始终。这是社交媒体首次被直接应用于战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战进程和结果。

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近年来,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交战各方无法忽视的作战新维度。

叙利亚内战中,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围绕社交媒体的交锋从未停止。反对派武装定期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网站上发布图片和视频,控诉政府军的镇压暴行,争取国际舆论同情。目前,反对派武装在各控制区都设立了社交媒体中心,负责制作和发布视频。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军及其支持者也经常发布反对派实施爆炸的照片和视频,揭露反对派的残酷。为报复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亲政府的叙利亚网络力量甚至盗用美联社推特账号,发布奥巴马总统被炸受伤的假消息,致使美国股市闪电崩盘,标普市值瞬间蒸发1365亿美元。

乌克兰冲突中,脸谱和VKontakte(俄罗斯版脸谱)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作战中,政府军和东部民兵武装利用社交媒体信息搜集情报,展示战果,揭露对方罪行。在顿巴斯战区,政府军士兵因在脸谱上发布自拍照而遭炮击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很多政府军士兵也是通过VKontakte找到对手的位置。今年1月,乌克兰信息政策部公开招募“网络战队”,其任务就聚焦于社交媒体信息攻防战。

情报挖掘、认知控制、心理震慑

锻造战争力量倍增器

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的作战实践表明,社交媒体可能产生飞机、坦克和大炮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效能甚至超过了一些传统作战手段。随着社交媒体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凸显,其作战运用日趋广泛,逐渐成为现代战争的力量倍增器。

其一,利用社交媒体搜集情报信息。社交媒体是挖掘情报信息的“富矿”。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恐怖分子、各类反政府武装甚至政府军士兵均把社交媒体作为传递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引起了各国情报人员的密切关注。通过对脸谱、推特、YouTube上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背景分析,能够判明发布者的位置和活动规律,进而实施精确打击。今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位指挥官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自拍照,暴露了其所在大楼位置,随即遭美军战机轰炸身亡。

其二,通过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认知。在信息时代,不择手段打赢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遵循社会法则的胜利。在当前“饱和式”信息环境中,作战行动经常处在媒体聚光灯下,小规模战术行动也可能产生战略影响,公众认知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不断增强。与传统媒体相比,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受众广、速度快、参与性强,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选定信息迅速推送给数以亿计的目标受众,进而影响目标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叙利亚内战中,反对派武装及其支持者从12个不同地区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100多个视频和数千条消息,控诉政府军使用沙林毒气,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政府军发动了化武袭击,最终迫使阿萨德政府同意销毁化学武器库存。

其三,利用社交媒体实施心理震慑。在21世纪的冲突中,心理层面与物理层面同等重要,巧妙运用心理战能有效抵消对手在实体战场上的优势。在“防务支柱”行动中,开战第一天以军就在推特上发布了哈马斯高级军事领导人贾巴里被炸身亡的信息,并将战果转发给哈马斯官方微博,提醒哈马斯成员不要露面,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攻打巴格达前,“伊斯兰国”组织不断在推特上推送“我们来了,巴格达”的信息和图片,致使伊拉克民众误认为巴格达已被占领,引起了巨大恐慌。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作战运用呈现多样化走势。过去一年,“伊斯兰国”将社交媒体广泛用于散布极端思想,招募成员和募集资金。据统计,目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外籍“圣战者”人数达15000余人,其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达3000多人。事实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极端恐怖组织以小博大的重要手段。

成立机构、颁布法律、技术研发

多国发力社交媒体战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武器化趋势日益明显,英、美、俄等西方军事强国纷纷主动出击,采取设立专门机构、出台相关法规、加大技术研发等措施,意图夺取社交媒体领域的主导权。

早在2009年8月,英军就颁布政策鼓励官兵使用社交媒体,并制定了“在线接触指南”,用于指导官兵对社交媒体的运用。今年4月,英军成立了号称“脸谱部队”的网络战特种部队第77旅。该旅编制1500人,主要由精通网络技术以及掌握社交媒体和新闻传播知识的人才组成,其任务聚焦于在社交媒体上收集情报,实施信息攻防作战,宣传政府立场。此外,卡梅伦政府正积极谋求通过新的通讯数据法案,以便使安全部门能够自由监控社交网站,跟踪和分析用户的数据材料。

为强化对国际社交媒体的控制,2014年7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从2016年9月1日开始,有关俄罗斯公民的信息必须存储在俄境内服务器上。该法案还规定,日点击量超过3000次的博客必须在俄通信监管部门登记,传播极端主义内容或威胁公共安全的网站可不经法院判决直接被封禁。这意味着,一旦形势需要,俄政府部门可随时关闭推特、脸谱等外国社交网站。

在社交媒体战领域下手最早、招数最多的无疑是美国。早在2009年1月,美国陆军就设立网络和社交媒体部公共事务办公室。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陆续出台了《基于互联网能力的责任与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官方使用标准化操作程序》等文件,授权军方进驻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将社交媒体纳入美军组织文化。目前,美国国防部拥有上万个社交媒体账号,仅美国陆军网站一家就与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建立了2000多个链接。

为应对社交媒体领域的技术挑战,2011年7月美国国防高级研究局启动了“社交媒体战略传播”项目,目的是使美军更好地跟踪掌握部署地域社交媒体的热点动态,协助美军在社交网络上实施大规模宣传战。该项目将于2016年左右研发完成。此外,美国国防部积极委托地方公司,研发的信息搜索技术,致力于提升军方对社交网络信息挖掘利用的能力。如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专门设计了一套社交网络信息搜索工具,能将关注信息的范围缩小到指定的主题、类别和标准上,然后对信息进行排序,为情报用户提供高价值情报。今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通过与技术企业和宗教领袖合作,掀起一场反对极端主义的媒体运动。

此外,美军还积极与北约盟友寻求合作,共同应对社交媒体给现代战争带来的挑战。2011年10月,第24届北约联合高级心理战会议把“操控社交媒体”作为会议主题,共同探讨实施社交媒体战的策略、技术和方法。在反恐战争中,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建立了一种“社交式”的国际恐怖分子数据库,通过在该数据库中输入数千名嫌疑人的信息,然后运用社交网络分析程序梳理其微博关注和聊天对象,分析其相互关系,最终找出核心人物。

延伸阅读一:

警惕“朋友圈” 中的“钓鱼人”

作者:夏育仁 来源:解放军报

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的用户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自主性更强。随着社交媒体用户范围和数量急剧扩大,社交媒体在成为人们互联网上主流通讯平台的同时,也日益为各国情报部门所看重,成为情报人员获取有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

美国网络安全人员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开设一个社交媒体账户,假冒一名曾在海军网络战司令部工作过的女性,先后与来自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军官、参联会和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以及一些驻扎在海外战区的官兵建立了联系,并在与他们的网上交往中获取了一些敏感信息。而在社交媒体上的“潜水钓鱼”者,则可以冒充目标用户的朋友向其发送带有恶意软件的电子邮件,以便进行渗透和窃密。2010年3月,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脸谱上无意中提到了一次作战行动的时间、地点和部队,致使以军不得不取消行动,并将其送交军事法庭。为此,以色列军方当年就发布命令,要求包括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以色列军人一律禁止使用互联网的社交网站,以防止敌对势力渗透进以色列的安全系统和泄露军事机密。

美国国防部副信息官大卫•温纳格伦曾表示:“如果你只考虑安全而将通道封闭,就会使自己与世隔绝。如果你只考虑分享而不考虑信息和作战的安全,就会引狼入室。”美国情报部门曾做过统计,在各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中,有80%左右来自公开信息,其中有近一半来自互联网。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

社交媒体往往会收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在当前的主流社交网站中,一般都要求用户填写较为完整的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真实照片和手机号码。如果用户还要使用网站更多的功能,通常还需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因此,对社交媒体用户的管理是防范泄密的第一道防线。在发布信息层面,有情报专家指出,仅凭微博中一张普通士兵的工作照,就能分析出一些秘密设备和军事设施的内部情况。社交媒体中的账号中往往具有明确的个人标签,其发布内容也会包含地理位置等信息,这些特点都使社交媒体成为获取情报信息的“富矿”。

在我国,社交媒体发展同样迅速,从微博风生水起到微信“朋友圈”的“习惯性刷屏”,信息传播方式被一次次改变。从写博客到发微博再到“朋友圈”,信息发布端的用户个人信息愈加明确,信息接收端的受众情况则在不断变化,通过社交网络泄露个人信息乃至失泄密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大。可以假想,如果“朋友圈”中混进了别有用心的“钓鱼人”,对某人发布的内容经年累月持续关注,进而分析判断,极有可能从中获取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因如此,在信息沟通手段越来越先进的时代,更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严守网络使用的各项规定。

社交媒体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彰显个性、传播信息,另一方面,让用户在网络面前成为难以设防的“透明人”。因此,对于社交媒体这类新事物,思想上高度警惕和正确运用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可行的管控措施则才是根本。

延伸阅读二:

乌克兰危机中的社交媒体战

作者:邓秀梅 严振华 张佳璐 来源:解放军报

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跟2004年相比,一大特色就是亲西方反对派利用美国的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络,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短时间内聚集起庞大的抗议群众,是一场典型的“脸谱革命”。这场危机中,社交媒体作用凸显,成为相关各方博弈的重要工具。

舆论对攻的重要平台

乌克兰媒体被国家寡头控制,能量巨大。危机中,乌克兰政府利用媒体,成功实施了反俄宣传,任何对政府不满意乌克兰的人都被贴上了“普京经纪人”的标签。

危机初期,乌克兰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发布了大量俄罗斯军队出现在乌克兰东部的“确凿证据”。在推特、脸谱等网站上,大量手持武器、着迷彩服的士兵照片被乌克兰媒体发布——他们是谁?实施破坏行动还是激起骚乱?为什么出现在克里米亚?照片反映出他们可能不仅是俄罗斯人,而且是俄罗斯军人。这些照片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在乌克兰民众中描绘出“来自俄罗斯的破坏者”形象,成功培植了乌民众的反俄情绪。

2015年7月,乌克兰国防部长瓦列里·格列捷伊在脸谱个人主页晒出政府军查缴的东部民兵武器照片。格列捷伊称,这些照片是反政府武装使用俄制武器的明显证据。他还透露,乌东部反政府武装在斯拉维扬斯克至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地的公路上布设地雷。危机中,乌克兰官员不断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类似信息,这些图片和文字被广泛传播,为政府军的行动赢得了大量民意支持。

情报收集的全新渠道

乌克兰冲突中,乌官方看好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在功能。2015年1月,乌克兰政府发布招募“网络战队”的消息,吸收权威、著名的博客群体及网络达人加入,成立博客联合工作中心。这部分人在社交网络上享有优先权,关注“用户”信息,与想要关注的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从中获取相关情报。

“网络战队”的另一主要任务是在脸谱和推特注册账号,就有关乌克兰战事的新闻进行跟帖评论,驳斥有关乌克兰军队的“不实报道”,把真实信息推送给网络用户,传播政府立场,在社交媒体的博弈中争取主动。

此前,乌官方网站也曾宣布成立信息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对抗俄罗斯的各种社交媒体宣传,呼吁乌克兰网络用户传播政府需要的信息。乌官方认为,乌政府军在杰巴利采沃行动的失败、乌方破坏明斯克协议等行动,都是俄罗斯媒体宣传造成的后果。乌克兰网络战士必须直接与俄罗斯对抗来辟谣。乌克兰信息政策部部长斯特茨毫不隐瞒地说:“成立信息部队首先针对的是俄罗斯。不排除乌克兰‘网络战队’伪造俄罗斯人账户的可能,破坏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稳定。”

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

乌克兰危机过程中,乌克兰领导人不断通过脸谱或推特账号传播有关俄罗斯“围剿乌克兰”的信息。领导人个人账号发布的信息,有效提升了民众对政府军的信任。

乌克兰官方认为,没有语言保障就不可能实施有效的信息对抗,应充分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将己方观点传达给持不同政见者,使他们成为宣传乌克兰主张的“话筒”。2014年3月,基辅法院决定,禁止俄语电视及无线电频道的广播,乌克兰电信商被要求停止俄语网络接入。通过这一手段,乌克兰政府有效控制了来自俄罗斯的信息在乌克兰的扩散。

除官方行为外,大量乌克兰普通人的现场报道也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军事行动中,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利用脸谱和推特等各种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有的士兵发布他们在前线的照片和视频,向外部解释乌克兰东部局势的进展情况。有些视频还展示了士兵向敌人开火以及穿过火线等画面,并添加了背景音乐。这些来自战争一线信息的传播,影响了乌克兰民众对整个冲突的判断,提高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其斗志。另一方面,士兵发布信息也带来了不少风险,一些视频和图片把战斗中的关键位置信息暴露给敌人,因此导致行动失败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延伸阅读三:

信息武器化与军队社交媒体战略

作者:牟珊 来源: 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

在21世纪,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迅速崛起,对冲突双方民众和军事行动结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处不在的信息使现代作战环境变得复杂且难以预测,许多国家的军队都努力对此做出有效回应,创新作战手段来实现网络媒体的有效应用,最大程度地弥补现有能力和信息行动潜能之间的巨大鸿沟。

重心的转移:21世纪的战争面貌

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改变战争面貌的同时,也对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美军中已有人意识到科技对战争性质的重要影响,并指出战争面貌正在发生改变。1989年,美国军官威廉•林德等人合作撰写文章“变化的战争面貌:进入第四代战争”,首次提出“第四代战争”理念。他们认为,第一代现代战争以人力战为主,采用拿破仑时期的方阵;第二代战争以大规模火力战为主,在一战时发展到顶峰;第三代战争以机动战为主,以德国在二战时期的“闪电战”为巅峰;目前是新的战争样式———第四代战争。

这一理念最初并未吸引太多关注,直到199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托马斯•海默斯才发表题为“战争的演变:第四代战争”的文章回应这一观点。“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陷入胶着,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学术界才开始关注现代战争的本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并正视“第四代战争”理论。2004年,海默斯撰写了《弹弓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一书,对“第四代战争”概念进行了具体化,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层面对战争的变化进行了解释。海默斯在书中指出,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并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是第四代战争最早的成功践行者。

第四代战争理念强调,战争与和平、前方与后方、民众与军队之间的界线变得更为模糊,甚至消失。第四代战场包括整个敌方社会,摧毁敌军部队并不能确保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军事行动的目标变成内部瓦解敌军,而不是在战斗中对敌人实施物质性的摧毁。合理的目标将包括民众对冲突的支持,行动将会同时贯穿所有参与者的纵深,包括作为一个文化实体,而不仅仅是物理实体存在的社会。因此,正确识别敌方战略重心并给予致命打击将是战争的制胜关键。

在第四代战争中,“前方与后方”将由“目标与非目标”的概念所取代,媒体与信息渗透双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媒体战和心理战将成为改变敌方国内与国际舆论走向、阻断对方外部支援的重要作战样式。在第四代战争中,国家失去了对战争的垄断,而且在战术层级和物理空间的胜利可能会导致作战、战略、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失败。海默斯指出,美国已经不止一次面对第四代战争,例如在越南、黎巴嫩和索马里,却没有一次能够赢得战争。

然而,反对者却指出“第四代战争”概念存在一些问题,如,第四代战争并不是全新的战争,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国家建立以前的战争方式,即许多不同的实体而不仅是国家政府发动战争。虽然“第四代战争”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它让人们关注到新的战争样式,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现代战争的特征。

信息武器化:从萨柏塔斯到“伊斯兰国”

科技和观念是推动战争和社会关系演变的主要催化剂。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信息的武器化进程,使信息环境成为现代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信息域———主要是互联网———已经成为各方抢占的关键领域。提起信息作战高手,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基地”组织。事实上,在网络信息行动领域,萨柏塔斯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创新者,被同行公认为卓越的信息战士。早在1998年,墨西哥萨柏塔斯主义者们以信息战略为核心,组织了恰帕斯州起义。著名黑客组织“电子骚扰剧场”充分利用媒体环境特点为他们提供支援,这些战术创新者是最先一批认识到新信息环境动员能力的人。他们会在实际行动之前很早就对攻击行动进行公开宣传,“电子骚扰剧场”则利用“聊天室、互联网广告以及网络会议”来宣传起义情况。萨柏塔斯主义者们在信息领域成功地压制了墨西哥政府,并迫使墨西哥政府在2001年正式认可了萨柏塔斯组织。

“基地”组织自组建以来,一直都很重视互联网的运用,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调整自我,适应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成功地掌握了新兴媒体科技本身固有的政治潜能。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也随之成为“基地”组织政治活动的首要场所。“基地”组织具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媒体王国,这一媒体王国以互联网为基础,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宣传工具、结构严密的宣传体制以及一些擅长宣传技巧的成员。“基地”组织以及圣战支持者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成千上万家网站,用于激励组织的追随者和威胁敌人。时至今日,“基地”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其依赖国际互联网的恐怖主义网络,以互联网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虚拟国家,通过新兴网络信息传播技术与其“公民”交流,并巧妙地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反美宣传战,直接打击美国的战略重心———民心。为此,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曾给这种新型“基地”组织贴上令人记忆深刻的标签———“基地2.0”。

近两年,“伊斯兰国”武装再次掀起社交媒体时代“圣战”,给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更为“高调”和“熟练”,成功地“玩转”了社交媒体。该组织有着明确的社交媒体策略,能够广泛利用脸谱、推特、You Tube等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向年轻人进行多语言、多渠道地极端思想宣传和人员招募。“伊斯兰国”掌握着大量“官方”脸谱和推特账号,与各地分支和成员手中所掌握的网络账号一起构成了庞大的信息作战网络。而制作精良的宣传视频和网络杂志,配以成熟的宣传推广计划,帮助“伊斯兰国”实现了极端思想的全球传播,成功地吸引了大量追随者。

在与这些具有创新精神且善于抓住机会的对手进行信息战时,美国科技和装备并没有决定性优势。正如科德威尔将军所言,网络新媒体在刺激非传统对手操纵规则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规则本身。由于叛乱活动和恐怖主义组织巧妙地操纵媒体作战空间来获取优势,参战人员会努力把信息变为武器,努力改变国内和国际民意,巧妙运用心理战来抵销作战部队在实体战场获得的战果。此时,网络媒体比装甲师更具致命性打击能力。

叙事之战:现代战争的关键维度

“叙事之战”———美军《战略传播与传播战略指挥官手册》中提到的术语,指的是军队不仅在战区还要在国内,为冲突构建有利的理由和可能的后果,才能有效反击敌方叙述。在全球网络化时代,象征性的信息制胜,可能产生与火力打击类似或更大的战略效果,迫使美军的思考方式和作战方式持续地适应和转型。

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战争的案例,美军认为,这场冲突是信息时代战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真主党在各方面都落后于以色列国防军,基本没有在常规战场获胜的希望。但通过把作战重心转移到信息空间,真主党成功地保持作战主动性,确保常规火力和信息“火力”同步化,产生了战略“信息效果”,最终迫使以色列军队终止其作战行动,并通过成功的媒体运作,在舆论上制造了“以色列已经失败”的结论,而这一结论远比军事行动的实际结果显得更为重要。

2008年12月底,以色列再次发起“铸铅”行动。在此次军事打击行动中,以色列已经吸取了2006年黎以冲突的经验教训,在媒体战方面都做足了功课,可谓有备而来。伴随着空中和地面行动,一场较量也在网络空间铺展开来:以色列和哈马斯运用各种互联网2.0工具———包括博客、You Tube视频网站以及“脸谱”社交网站———向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讲述”不同版本的“加沙战事”。空袭行动开始两天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就在You Tube上开设了自己的专题栏目,并在数天时间内受到世界各地网民的争相追捧,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除了网络视频,以色列国防部还利用当时最火的微博来传播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了一个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官方推特网站,并在微博和推特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加沙问题做出公开回应,进行舆论宣传。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网上“政府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哈马斯也不甘示弱,在Youtube上开设了自己的专属频道,加入了这场网络宣传战。为了争夺媒体的主导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自的支持者,其中不乏黑客,都被动员加入了这场网络战。在这场网络信息战中,以色列明显处于上风。

在2011年3月的利比亚军事行动中,以手机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工具,展现了它们在国家安全这一高端政治领域的巨大心理战功能。在整个冲突过程中,网络信息攻防异常激烈,以手机和社交媒体构成的网络不仅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联络功能,把原本素不相识却有共同诉求的民众召集起来,而且成为激进分子上传照片、视频和传递消息的主要平台,聚合、散布并加速了消息的传播,展示了强大的舆论塑造和议程设置功能。除此之外,在利比亚战争中,推特等社交网络还展示出突出的情报作战功能,为北约提供了宝贵的即时地面情报,帮助其及时发动精确打击。

由于在利比亚乃至整个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中,社交媒体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心理战色彩,2011年10月举行的第24届“北约联合高级心理战会议”围绕“操控社交媒体”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探讨未来军事行动中可以借鉴的心理战经验。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交媒体加快了信息武器化进程,使叙事之战发展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维度,而当前的叙利亚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战略灵活性:美军和英军的社交媒体发展

打造一个“赞同之弧”对于胜利而言仍至关重要,新社交媒体给这一任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使军队在告知和劝说民众的时候面临更多的挑战。为实现网络时代的战略灵活性,美军克服了众多挑战,最终将社交媒体网络正式作为其传播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美军虽然很早就开始在某些领域利用社交媒体,但在国防部内部积极推进社交媒体官方政策的颁布则是2009年之后的事。此前,美军对社交媒体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一度以封、堵、卡的思维对待社交媒体。2010年2月,美国防部颁布指令性备忘录,解除关于美军电脑不得访问You Tube等社交网站的禁令,鼓励使用社交媒体,从而使国防部成为美国主动拥抱社交媒体的政府机构之一。

新政策具有“参与”和“安全”并重的特点,要求官兵“负责任地”有效使用基于网络的各种能力。为达到安全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新政策在放宽社交媒体使用的同时,还明确了众多特殊规定,如指挥官有权以保障军事行动为目的对网络访问进行限制;如果要发表个人意见,需附加免责声明,等等。此外,训练军事人员如何应对信息社会也是新政策的一部分。美国防部颁布新政策和指导原则之后,各军种也依据自身特点,细化使用原则和颁布社交媒体使用手册,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阐述了美军对社交媒体的认识和理解,较好地指导了美军官兵社交媒体使用。早在2009年1月,美陆军就设立了网络和社交媒体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如今,社交媒体已经渗透美军公共事务领域的方方面面,在社区关系维护、美军形象宣传、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舆论引导以及网络舆论反击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军还试图挖掘社交媒体的其他军事用途,加快了社交媒体在情报搜集和网络心理战方面的实践应用步伐。目前,美军正把社交媒体作为新武器纳入其信息战略中,务实推进其社交媒体进程。美国防部也与重要博客群体和社交媒体公司建立了有效的联系,以确保各种社交媒体战略的成功。

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英军早在2009年8月就颁布相关政策鼓励官兵使用社交媒体,并制定了“在线接触指南”用于指导官兵社交媒体应用。为有效应对社交媒体给作战环境带来的新变化,英军还于2014年9月组建了旅级规模的安全援助联队,将英军原有的媒体作战部队、安全能力建设小队、第15心理战大队以及军事稳定支援大队四类作战力量统一编入该联队,并进行扩编重组。2015年1月底,为了突出强调作战手段的特殊性,英军将新成立的安全援助部队更名为77旅。由于英军将媒体作战部队和心理战部队编入77旅,宣布重点招募拥有新闻学和社交媒体知识的人员,并明确将任务聚焦于信息化和资讯日益发达时代的社交媒体攻防战,因此,77旅也被众多媒体解读为英军专业网络心理战部队,称之为“脸谱部队”。

在现代冲突中,流行社交媒体能产生与子弹、军队和空中力量相似的战略效果。在当前复杂的新媒体作战环境下,把信息环境拱手让给作战对手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于军队而言,如何运用日益多样化的信息平台和渠道进行作战,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于当代军人而言,熟练使用新媒体也成为一项重要的作战技能。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现代信息以及新媒体与传统作战功能之间的关系,提高信息因素在国家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更为有效地应对这一战争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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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幂 关键词: 信息战 社交媒体战 媒体战 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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