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西藏自治: 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经略网刊   萧武   2015-10-16 13:06  

按照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

笼统地说,这个观念当然没错。但仔细看,则未必。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个归顺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到康熙时期,由于准格尔入侵,西藏请求清朝出兵,清朝随即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而是维持了西藏当时已经存在的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随之更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不得已再次出兵西藏,平定了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但这时清朝鉴于藏王叛乱的评定费时费力,所以干脆在此之后废除了藏王体制,而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从而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喇嘛朝见顺治皇帝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多数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运转。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每次提高后不久,都会再次回到原来的中央政府驻西藏联络处的角色上去。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实际上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区间摇摆。也因此,关于达赖究竟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达赖可以不通过驻藏大臣就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对此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1792 年,乾隆皇帝为定夺转世活佛而特制的金瓶掣签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但西藏地方的达赖和噶厦一方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因此,在清朝还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毫无疑问,对清朝的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了北方来自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对清朝对西藏的控制力的主要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小国原本是清朝的藩属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但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时,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与清朝中央政府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但西藏地方军队无论组织、指挥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与英军的差距太大。最终,虽然西藏地方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粉碎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并没什么太大用处的战略指导——比如让西藏地方政府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即便如此,清朝中央政府也对文硕不满,随后撤换了他。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一边与英国交涉,一边希望英军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

最终,升泰终于与英军达成了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并不同意执行。于是,英国、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英国要求清朝中央政府执行协议,清朝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负责解决问题的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到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如果说升泰还只是无能,无力挽救西藏于危亡之中,那么有泰则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但有泰没有考虑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与英军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吃了大亏,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政府的结果。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的出逃并不奇怪,在西藏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清朝中央政府又不肯加以援手的情况下,为了自保,选择出逃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英军侵犯,清朝不但不支援西藏,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名义上西藏这一百年里是由达赖掌握着政教大权,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由摄政掌权。

达赖掌握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多数既在西藏地方上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因此能同时得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支持。但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在达赖去世后,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因为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但在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退位,让达赖亲政。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天晚上暴毙。关于第穆呼图克图的死因,一直是西藏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悬案,这且不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但负责西藏地方的日常政府运行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也有僧侣,但主要是贵族)。这就是说,噶厦与摄政之间往往多多少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和博弈关系,从而能够相互制衡,维持平衡,避免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无论事实上是否是达赖下令杀死的,在当时的西藏民间都造成了一个印象,达赖杀死了第穆呼图克图,从而成为西藏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也因此,有人反推出一个结论,迫使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实际上也反映出西藏贵族和僧侣等主要精英阶层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不满。

1904年,达赖出逃后,清朝中央政府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请求,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折子上到朝廷,朝廷大概是嫌吃了再吐面子上过不去,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虽然如前述,西藏在如有泰所愿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逻辑上有可能倒向英国,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因为达赖向朝廷上书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但达赖此时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因此他只能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清朝中央政府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清朝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中央政府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西宁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又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

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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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清朝 西藏自治 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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