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人口问题上,我们跌入了多少个误区?

世界知识期刊   荀子曰   2015-10-09 11:11  

【嘉 宾】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生物统计学博士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博士

【主持人】

王亚娟 《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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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0日,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时,基辛格回答说: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目前中国的生育率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的挤压;二是导致东亚文化圈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共同因素;三是在长期的“一胎化”政策下,中国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机制已经越来越远离多生多育所需要的状态。可以说,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将比其他国家更严峻。

西方语境下的“人口问题”:“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

黄文政:

宏观上看待人口议题有两个视角。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口相对变化的影响。对于第一个问题,早在1798年,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饥荒、战争和疾病将不可避免。当时,全球只有10亿人左右,他警告地球将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生活得更好。虽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广为流传,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并传播到欧洲大陆,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一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沙俄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殖民体系到二战后才逐步瓦解。

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备注:更替水平是指生育足以维持人类延续的子女个数的水平。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应在2.2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土,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曾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德雷珀将军发表了一份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1965年,德雷珀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至今仍在运作。

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石油危机的爆发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埃尔利希在著作《人口爆炸》中,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称,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将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1974年底,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笔了一份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该文件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美国要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该文件列出的目标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但没有中国。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从1972年到197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主任八次访问中国。1980年,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都是由相关项目培养的;许多课题也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的根源。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加之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过剩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在西方政治术语中,人口问题特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人口政策则是指西方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努力。至于西方自身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通常只在各国国内讨论。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确实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里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人口爆炸”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李建新:

如果我们从一个超大时空的角度看人口议题,会发现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人口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波动但又相对“稳定”的,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才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口转变。所谓人口转变,是指前工业社会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由高位平衡状态(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向后工业社会的低位平衡状态(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过程。在18、19世纪,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西方国家的人口率先发生了转变。

20世纪中叶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与传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在医学和卫生领域的成果,使得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换句话说,在西方国家的人口转变中,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可能用了70年到100年的时间,但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也是普遍现象。但相对于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则显得迟缓滞后,因此,20世纪世界人口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增长高峰。这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历了20世纪的“人口爆炸”之后,人类人口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到本世纪末,人口最终将会在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秩序中维持平衡(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进入了这种平衡状态)。

在工业革命前,人口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惰性”变量,但随着人口转变的出现,人口成为一个“活跃”变量,人们开始关注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就诞生了以马尔萨斯为鼻祖的人口研究学派。马尔萨斯学派认为,人口增多将导致贫穷,因此应该减少刀叉——也就是减少吃饭的人,以遏制人口增长。古典经济学派从经济、财富生产的角度研究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认为人口多会促进发展,因此不是减少刀叉,而是如何生产把馅饼做得更大,这样大家就都有吃的。制度学派则认为人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与其说是人口多或人口少导致了贫困,不如说是分配不均的制度带来了贫困。这三种不同认识,也引出了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三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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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榆木 关键词: 人口 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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