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惰性军政集团”的北洋集团

经略网刊   张晓波   2015-09-07 09:53  

在辛亥年“排满共和”(种族革命与共和革命)为核心内容的革命背景中,北洋集团的面目,在革命党与立宪派中,远不是那么清晰。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领导层是汉人这一民族属性,使得革命党与立宪派对其生产过多政治幻想,更由于北洋集团的实力,使得南方联合政权不得不在妥协中倒向北洋集团。换句话说,对于革命党来说,只要共和能够实现,让渡政权只不过是小节。正是革命党人较低的政治纲领,使得革命派、立宪派与北洋集团能够迅速完成政治整合,统一国家。

对于近代中国完成政治—国家转型来说,北洋集团、立宪派与的革命派以及满蒙权贵多方面的妥协,使得清帝和平逊位、共和得以完成,这是历史的幸运之处,也是辛亥革命可以高度评价的地方。同处20世纪初期转型期的多民族帝国在共和革命之中,往往以帝国的解体(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为代价。中国没有因为共和革命的冲击而走向分裂,而走上了政治整合的道路,尽管其后艰难曲折,但“中国”本身得以在清王朝的疆土之上延续下去。但辛亥革命的缺点,则毫无疑问,是召唤出了一大批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前,还能勉强被袁世凯捏合到一起。此后,非但北洋集团分裂了,南方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处在不断繁衍增殖的过程之中。

1912年春,共和国尽管看起来有“美好前景”,而且南北两方似乎都在协调冲突,但压制下去的冲突,总是暂时的。表面上的妥协,并不能取消真实的对抗。

那么,辛亥年突入政局,并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完成政治整合北洋集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政集团?正因为北洋军政集团关系民国命运,有必要对这一集团本身的政治属性做进一步分析。

在以往对军阀的分析中,以私兵、割据和武治三个关键性的概念,被认为是军阀的根本特征[1],尤其是被认定为王朝时代割地自雄的军阀的基本特征。但上述三个特征,显然不能为北洋集团定位。就前清阶段(1895——1911年),北洋集团的面目,与军阀相去甚远,它是以军事集团方式出现的。

1,北洋军是国家武装。北洋集团直接脱胎于清王朝为加强国防力量而进行的军事建设,北洋集团参照德国陆军,按照近代方式建军。在前清,它只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但北洋军始终是控制在国家(清朝)手中,而不是袁世凯个人。这一点在袁世凯1906—1907被剥夺军权、1909年下台而没有激起兵变,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北洋集团部分军事领导人,如冯国璋、张勋甚至袁世凯,对前清都怀有深厚的情感。直至1917年,张勋拥护清帝悍然复辟。

2,北洋集团同时又具有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地方武装的一些特征。它既是国家军队,同时也以宗派、宗族、同乡、僚属为中心人际纽带关系,建立起该集团的核心领导层,而袁世凯则是这个领导层的核心。北洋军中人物,对袁世凯施以的恩遇,怀以感激,这是相当正常的。这个特点,是袁世凯能在辛亥年东山再起迅速收拢北洋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点,也不能说明北洋军已成为军阀的私军。1908—1911年,满洲亲贵曾试图将这一集团压制下去,并获得了成功。

3,辛亥年各地新军纷纷叛乱,独北洋军忠于清廷。从这一点上来说,更不能说明北洋军是私军,更不能认定北洋集团就是军阀。从这一点上来说,如果要推论北洋军为私人军队,就必须进一步证明清王朝本身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它只是如钱穆所说的“部族政权”。这一结论进一步往上推论的话,那么清王朝从头至尾,就不属于中国历史的序列,从而使得满蒙藏回等等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都具备了合法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即宣称“五族共和”,实际上是“自我接受”清王朝的疆域遗产的。

从以上三点来看,认定1895——1911年的北洋集团即为军阀,是不合适的。在前清,将北洋军定义为“北洋军事集团”,应是比较妥当的。它具备了军事集团的要素特征,但又并不是一支脱离于国家控制的军队。

辛亥革命,为这一集团的上升提供了一个契机,即又单纯的军事集团上升为军政集团。它依靠与士绅的结盟,率先操控北方政权,进而通过共和交换,上升为主导全国的军政集团。这一集团呈现的新特征是什么?我认为有三点,是北洋集团共通的。

1,名义上的国家军事,实际上自成一系。北洋六镇入民国后隶属陆军部,但它本身却操盘在北洋集团领导层手中,具有了半私属军队的性质。随着北洋集团的分裂,它的私属军队性质,同样在加强。

2,政治上求“统一”,而不是求“分裂”。无论是袁世凯时期的北洋军,还是皖直奉三系操盘的北洋中央政权,它在政治上始终以“统一”相号召。甚至一些割地自雄的小军阀,也要通过“联省自治”这样的名目在“统一”的前提下割据。也就是说,能够操盘中央政权的北洋集团始终延续了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赋予它的政治使命——“统一”,并且始终把“统一”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3,缺乏政治诉求与政治使命感,又需要共和制外壳。与立宪派、革命派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不同。北洋军政集团,从其产生至其灭亡,始终没有政治上的诉求——如果有,那仅仅是为维护集团利益,或者分裂的子集团利益。它始终需要议会共和制这个政治外壳。

显然,传统军阀的概念,难以对北洋集团进行定义。如果必须就北洋集团下一个军阀的定义,那么我认为它是:在现代共和制形态下,依靠武力维护集团(或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公众利益的军政集团。

一如所有的军阀,控制军队始终是军阀得以存续下去的保证。但当一个军事集团上升为领导国家的军政集团之后,北洋集团所有的政治特性,就都呈现出来了。辛亥年的政治变化将该集团提升至了现代国家政权操控者,而其封建军事集团的底色又与现代国家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由此,它成了民国前十七年政坛上“人格分裂”的主角。

“人格分裂”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严重的政治惰性。北洋军政集团自身没有使命感,它需要“国家”赋予其使命。当北洋集团作为国家权力(北方)操控者进入南北和谈之际,它既可以赞成立宪君主制,也可以依附于共和制。它既可以为清廷护航,也可以与革命党谈判,甚至还可以拿清廷以要挟革命党,拿革命党以挟制清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该集团或该集团领导人的权位利益。换句话说,无论君宪与共和,都不过是遮蔽北洋集团利益诉求的政治新衣。它在政治上是彻头彻尾的骑墙派,对于北洋军事集团来说,袁世凯在辛亥年能获得多大的个人权位,攸关该集团将来的政治命运。

同样,在辛亥年之后,北洋军政集团依旧在延续辛亥年的政治惰性。它宣称赞成议会政治,同时又暗杀国民党领袖;它戴着现代国家控制者的面具,又大搞尊孔复古、“忠君爱国”。总之,北洋军政集团,从当政至其覆灭,从始至终,都在被现代政治推动着,而它又时刻想反叛现代政治,却至死没有能力脱去这层外衣。一旦它脱去共和外衣,由辛亥年南北议和赋予它“统一”的合法性就剥落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封建军阀。在悖论之中,北洋军政集团只能以惰性的方式,将名义上的共和政治延续下去,同时也将其统治延续下去。

与辛亥年生成共和国的同时,革命的浪潮也催生了一个惰性军政集团。惰性军事集团的功利性决定了它与革命党的合作,将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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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北洋集团 军阀混战 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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