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到毛泽东:两座山峰间的绵延

雅理读书 章永乐   2015-08-27 09:41  

本文系章永乐先生对美国汉学家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书评,文章原标题为:从乾隆到毛泽东 ——读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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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封建论〉赠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制

在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乾隆皇帝与毛泽东,像两座山峰一样,分别耸立在其历史叙事的开端和结尾。而这本书集中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在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短暂而漫长的时光里,中国的国家在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上的连续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孔飞力列出了三个方面的议程: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每个议程又包含着需要处理的内在矛盾。

孔飞力的核心观点看起来非常谨慎和节制,他只是试图证明中国自18世纪末以来的国家建设进程中存在一些具有连续性的议题。这个观点在中国基本上不会有人反对,因为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差不多就是常识的一部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对我们中国读者还有多少启发意义呢?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

连续性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就一直存在许多高度连续的议题。对这种连续性最好的证明人是毛泽东。毛泽东《读〈封建论〉赠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制。”毛又曾在1958年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央地关系发表看法:“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后被以讹传讹传成“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在此代表着“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的特征,与所谓的专制暴政并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毛说的“秦政”让人觉得过于偏重孔飞力所说的“政治控制”一维,不足以证明“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上的连续性的话,那么我不妨多花点笔墨谈谈后二者。按照孔飞力对“政治参与”的极其宽泛的定义(连朝廷官员的进谏都被算入“政治参与”),那么可以说,儒家政治理论一直以来都是高度关注“政治参与”的,而且在宋明两朝,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参与程度比清朝高得多。宋朝相权较强,许多士大夫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负;明朝相权虽较弱,但文官集团却可在皇帝数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正常运转,在“大礼议”等事件中更是与嘉靖皇帝分庭抗礼。明朝私人讲学又非常繁盛,冲击正统儒家教义,张居正力图扭转这一趋势,终告失败;读书人结社议政,晚明时有东林党、复社,声势尤为浩大。以复社为例,该社系张溥、张采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而成,其成员先后共计2000多人,多数为青年士子而非在朝官员,但其清议声势居然大到让在廷宰辅“竟席不敢言天下事”的地步,这是今天的微博大V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黄宗羲提出“学校议政”,融合政治监督与地方自治的功能,恐怕与这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乾隆之时士人的政治参与程度简直是低得可怜,但这从一个宋人或明人的眼光来看恰恰是一种变态。因此,完全可以说,清朝之前的中国历史能够提供政治参与度更高的范例。

士人政治参与所引发的党争也常常成为王朝大疾,宋有元丰党与元佑党之争,明朝晚期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后附阉党)之争,又有复社与阉党之争。相关斗争绝不仅仅限于皇帝与官僚集团内部。复社人士甚至与江南的工商业者结合发动抗税运动,而这就关系到了中央的政策在地方上执行的问题。事实上,像复社这样与江南工商业结合紧密、在地方上颇有影响力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系内的朋党,而具有了某种地方社会代表的色彩。然而,江南地方的抗税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明朝无法从富庶的江南汲取财政资源来应对迫在眉睫的辽东军事危机,而向广大北方地区加重赋税的结果却是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不能截然否认政治派系与公共利益之间如何协调这一问题的存在。

但是,悖谬的是,明朝士人的高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并没有带来增强国家能力的后果,王朝在党争中轰然倒塌,持续的抵抗也在党争中归于失败。而明朝亡国的案例,也就成为清朝统治者用来教育(也可以说是恐吓)士大夫要保持谨小慎微的典型案例,并得到了许多士大夫的认可。在《起源》中,孔飞力也确实提到了清朝士大夫对“结党”的“深恶痛绝”(第10页)。但问题就在于,《起源》为何要从乾隆后期开始?这究竟是出于理论逻辑的内在需要呢,还是只是碰巧因为他的研究集中在清朝中后期?

像孔飞力这样的大家显然不会只做“碰巧”的事情。故事从乾隆后期开始,恰恰与他对“传统”与“现代”的界定有关。但这种界定,由于种种原因,很难令人满意。

老路与邪路

何谓现代/现代性(modernity)?这是一个激发了无数意识形态争论的话题,像一个黑洞一样,吞噬着许多学者的精力甚至智商。在创造了这一概念的西方,这一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比较清晰。但在非西方社会,“现代”界定过窄,与具体的制度与治理模式关联过于紧密,很容易被人称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界定过宽或过于模糊,就很容易失去解释力,很容易出现在遥远的古代突然遭遇所谓“现代性特征”的“惊喜”。孔飞力真的避开了“现代性”这一概念中包含的陷阱吗?

早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孔飞力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可争议性。因此,他只作出了一个“暂时假定”——所谓“现代”,就是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落,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偏离其老路,“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第3页)。

在《起源》中,孔飞力同样避免对“现代”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他把重点放在推动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条件上,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第2页)具体到中国历史中,乾隆时期“人口的过度增长”最为明显,中国人口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而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体现在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巨大的顺差中,外来的白银带来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大了民众的生存压力。政治上的因素则是乾隆晚期皇帝与官僚体系的腐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清王朝深刻的危机,孔飞力认为不必等待列强入侵,“重大变化已呼之欲出”。(第2页)当然,孔飞力并没有说乾隆晚期的中国就已进入“现代”。但推动时势发展的,正是造成“现代”的那些力量。根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时势要进一步发展到1864年的地方高度军事化,才显明了不可逆转的态势:王朝与地方精英——士绅之间的旧有协调机制失去再生的可能,于是政治就偏离了原先的轨道,传统的老路走不通了,“现代”由此全面拉开帷幕。

从操作层面上说,只要是将中国从“老路”上拉出来的变化,孔飞力都愿意承认其具有现代的朝向。但是,从秦始皇到乾隆之间的“老路”究竟是什么,孔飞力又只给出了最为简略的表述:一套王朝与地方精英——士绅之间的协调机制,这根本无法让敏感的中国读者信服,也让人怀疑他的“内在视角”究竟达到了何种“内在”的程度。

清代的地方士绅,一方面当然具有地主的身份,但另一方面,其身份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举制,但科举制显然不是从秦始皇那时候就有,而是首创于隋,唐时获得发展,在宋时才得到大规模运用。科举制与其他一些因素一起,促成了贵族的没落和平民官僚的兴起。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将宋代作为“东洋的近世”,看重的就是宋代平民文治社会的创新意义。所谓“近世”,就与更大的社会平等和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

沟口雄三关注个人主义与公共领域等议题,在“老路”上又看到一个断裂:自明代中叶以后,尤其以阳明心学的出现为标志,社会流动性加大,里甲制所代表的以人口和土地的结合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社区日趋瓦解,由地主主导的“乡村再编”运动兴起,其中包含了地主阶层向专制政府要求“分权”的诉求,从而也包含了“近代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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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中国政治传统 毛泽东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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