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谈中国的新媒体和网络事件(2)

苗伟山   苗伟山   2015-08-10 10:02  

新媒体的双向赋权、网络极化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抗议的形式,也使得政府想要将来自不同地区和种类的抗议隔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人们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分享情感和塑造身份。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但关于新媒体对社会抗争的作用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首先,新媒体不仅赋权给社会大众,将来自不同领域和地域的人民连接起来,但是同时也赋权给了政府。政府可以通过网络更好的了解人们都在想些什么、谈论什么、关注什么、以及哪些人群在网络上连接在一起,因此可以更好的了解和控制这些社会网络。同时,不仅是普通大众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政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更加有效地利用网络向社会传播自己的信息。因此,政府和社会都通过网络进行互动和演化,很难在短期内对新媒体的作用做一个判断。

其次,网络中形成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这种网络关系的本质。例如你和我这种人际沟通,在虚拟网络中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进行沟通。这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面对面交流时,我会对你有一种更加直观和私人的感觉,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可能不太会像在现实环境中那样去信任在网络环境中建立起的关系。这种虚拟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它和现实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想还是有待研究的。

第三,我觉得很有趣,或者说存在很大问题的是社会媒体容易让人们变得很极端。这是很奇怪的,因为社交媒体首先是非常私人化的,人们直接面对的是屏幕上的各种文本和音视频,但是为什么这些介质会有这么强烈的情感和极端化的效果呢?我认为在美国的政治中,也许不是唯一的解释,但是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那就是社会媒体的使用使得美国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化。美国一些利益集团,例如美国的枪支协会,非常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使得某些政治观点变得很情绪化和极端化。在中国,在全世界,抗议活动都变得越来越暴力和极端化,不容易妥协,这也有可能是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关。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具体机制,这种说法也确实为时过早。因为很有可能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情况下,抗议活动也会变得更加极端和暴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也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前些年,很多人强调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例如大家可以借助社交媒体进行大量的理性讨论和思考。但是我认为社交媒体也存在着潜在问题,因为网络是匿名的,你并不知道自己与谁在进行沟通,即使对方在网络上标注了姓名,在现实中和在网络上沟通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匿名性有可能会带来责任和社会约束的丧失,从而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从政治的影响,也许是弊大于利的。

:您提到了新媒体带来的极化现象。目前中国网络上这种现象也非常严重,大家往往就一个话题争论的不可开交,但是更多的时候网民关注的是立场态度,而非讨论话题的本身。还有学者专门就中国网民的立场做了调研,认为中国网络中右派占了绝大部分。

: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极化越来越严重。美国的话语变得越来极端化,我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和媒体密切相关的。媒体鼓励所谓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它并不是想要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促进争论,使人们因为观点的分歧越走越远。今天美国的媒体中有很多这样的节目,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但是往往各持己见,而非是真正地思考什么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可能并不由媒体引起的,但是因为媒体而加剧——媒体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但实际导致了言论和观点的极端化。虽然你提到的研究认为中国网民中右派占了大部分,但是我想可能在中国极左的人,相比较他们的实际数量,影响力可能更大。这其中的很多人和政治领导之间有很强的关系,同时在中国有一种普遍认知,认为民族主义和左派的革命性心态有关。中国左派的民族主义,美国和日本右派的民族主义,这些激进的心态如果被利用,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对您刚提到的现实关系和网络关系很感兴趣。很多人认为网络拓展了我们的社交网络,但是和现实中的家人、朋友、工作伙伴等关系比较起来,这种网络关系更多是基于兴趣的弱关系。在社会运动、集合行动中,这种弱关系能起到作用吗?

:网络关系也许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人,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聚集。但是说到真正的社会运动,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持久性。在一些革命性运动中,人们需要同伴之间更多的信任,相信同伴不会背叛自己,相信他们有着共同的承诺。特别是有在风险的社会运动中,这种信任尤为重要,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实生活中的信任。例如谈到教育,现在流行的幕课(MOOC)很棒,各种电子资源也很丰富,我们也在尝试使用这些,但是它们都不能取代现实中面对面的授课。对于社会运动,道理是一样的。在短期内,社交媒体有可能将很多人同时聚集起来,但是对于一个持久的社会运动而言,特别是面临着潜在的危险,我认为,大家还是需要私人的关系网络和现实中的信任感。

:在新媒体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态度。如果不太精确的划分,这里有乐观论、悲观论和中间态度,您觉得自己属于哪种类型:

:我想自己可能介于中间态度和轻微悲观之间吧。我和于建嵘教授在这方面有过很多讨论,他认为新媒体在中国更多的是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于教授特别强调说因为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新媒体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同。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因此新媒体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我认为于教授自身在实践中就在积极使用新媒体造福社会,例如组织大家为贫困地区捐赠衣物和书籍,利用微博开展“随手拍”活动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等等。新媒体在慈善、灾难救助和帮助弱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新媒体上的大部分时间也许并不是从事这些活动。所以我的观点可能比较中立,甚至稍微偏向负面。目前有的研究认为新媒体具有改变中国的力量,我认为这种观点高估了新媒体的民主化能力,低估了中国政府的能力。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政府也在不断学习如何使用新媒体来和社会进行互动,如何运用新媒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我认为大部分人可能只是使用新媒体来玩网络游戏或者看视频,并且很多网络内容也可能是非常暴力和不文明的。

:您有没有关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

在台湾进行抗争活动其实并不是非常危险。事实上,台湾的很多活动非常政治化,有的甚至是过度政治化。这和台湾的政治体系有关系,台湾的民主化还不是很成熟,当然美国的也不是太成熟。我认为台湾人民已经过度卷入了政治活动中,但是实际上最后大家也可能是旁观的很多,真正有切实行动的比较少。

:有一项研究比较了阿拉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态和媒体情况,最终的结论是比较其被炒作的媒体的力量,政治才是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因素。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我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是我赞同这个观点,政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治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关于政治的研究需要基于比较。说到阿拉伯之春,非常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政府正式的关闭了网络之后,人们才走上了街上。因为大家上不了网络,只能出来街头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社会大众可以自由使用网络,正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电脑前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参与到政治中去,也不可能真正的与他人有效互动。政治(Politics)这个词中Polis的意思就是城邦,实际就是彼此之间的交流,社区中人们面对面的沟通

说到传统媒体的作用,我虽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阅读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我认为传统媒体的作用还是很大,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电视还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次是报纸,然后是网络。当然对于知识分子和学生,网络可能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过去的几周,我呆在中国,浏览了中国的电视和报纸,获取了很多和国外报道不同的新闻。

:回到您说到了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您提到人们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参加现实社会中抗议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网络就像一个安全阀,大家通过网络发泄心中的不满,因此也就降低了实际行动的可能性?

:这很难说,因为涉及了很多因素。比如说如果中国没有发展互联网,社会抗议比起今天是多是少呢?你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很多因素在不停的互动中共同塑造了抗争活动,互联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面向。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新媒体是抗争活动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文来源:苗伟山,《新媒体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学术交流》,2015.3:209-213(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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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榆木 关键词: 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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