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后现代理论大家是怎样玩坏中国革命的?

潘毅 破土工作室   2015-08-03 10:57  

【破土工作室出品,作者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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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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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挫败: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

20世纪60年代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人类,并呼吁我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再探讨,从而为当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论准备。本文的论点简单而直接:若要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镜,通过形式的形而上学来进行论证,相反我们只能从第三世界的阶级视角出发,挖掘天使与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如经济平等、人类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这些是由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种破坏一直在继续,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到来,于是,无论东方西方,“革命”这个词汇——更不要提“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已经成为禁忌。当真正的革命遭到无情唾弃,流血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共产主义成为“独裁”、“非理性”、“压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词,让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并非那么彻底。中国的改革创造出了“奇迹”,并且成为一个例外,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又维持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持续下去。在全球经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体系中已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下没有文献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启发性了。在《两场革命》中,安德森试图描绘出两场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轨迹,并且阐发了两场大转变的不同后果。除了关于两场革命本质已有的“常识”性知识,安德森补充说,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相对来说准备期更为长久,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主权提供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两个成果: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安德森如是说。①

当安德森说“纵观全球,如果说20世纪是由俄国革命的发展所主导的,那么21世纪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借助“常识”性知识来理解中国革命时,他便误入歧途。安德森说:“中国共产党照搬了斯大林统治下所形成的苏联模式,由此发展出了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和统率的习惯。”③

对有些西方左派和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失败历史中的例外。这些人承认“威权国家”或“官僚机关”导致了苏联政权的解体,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反,“威权国家”恰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通过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中国也圆融无碍地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后天堂。

不无讽刺的是,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却成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说:“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的全新事物: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中国都应被视为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国家。”④

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说普遍接受的常识,可以用于解释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后果?真的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吗?如果我们采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虽然一个依赖能源经济,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俄国和中国不都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并最终创造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吗?其次,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识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常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与共产主义国家共存?革命、共产主义和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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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世界 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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