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样

房宁   2015-06-29 09:43  

本文转自观察者网

【反腐倡廉、制约监督、从严治党,廉政风暴中上述词语时时萦绕在耳畔。腐败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房宁走过了亚洲“九国一区”以及部分欧美国家,以扎实的调研和敏锐的观察带回了他国的反腐经验。在与观察者网的访谈中,房所长提到,在制度建设之外,还需注重官员的格调建设。他指出现行反腐方式对官员行政工作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更深入剖析了现阶段的党群关系。经作者审阅,本网发布现场实录以飨读者。】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腐败是非常隐蔽的,手法和形式非常多。甚至有官员以不懂法作为幌子文过饰非,对这方面的问题您怎么看?

房宁:我们在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时候发现,他们一般不用“贪腐”这个词,他们叫“利益冲突”。西班牙管理腐败的机构就叫“利益冲突办公室”。概念不一样,整个防范体系也不完全一样。

腐败与否,其实每个官员心里都很清楚,就是个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官员能不能约束自己,关键在于“善养”的力度。我们一直关注和研究新加坡,有一回访谈给我印象尤深。我问一个新加坡的官员,我说你们新加坡公务员廉洁奉公,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希望能够介绍些经验,特别是官员的廉洁教育问题。他当场就笑了,说我们教育什么啦?!我说,听说你们有一个很厚的公务员手册,他说他从来没看过,谁去看那个啊?那里面不是都是些很简单的道理吗?从小妈妈都教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难道还用教育吗?我们不看那些的。我们很清楚,你要贪赃枉法的话你的待遇就没了。

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有些腐败官员声称不懂法,那全是装傻!他们犯的那些事,凭常识是完全可以判断对错的。

观察者网:我们常常听到的观点是,反腐要注重制度建设,您认为国外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制度范例呢?

房宁:相对清廉国家的治理经验都是要“综合治理”,里头一个最突出的就是要“善养严管”。我们在研究东亚国家时发现,那些公务员比较廉洁的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对公务员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严格要求是有前提的,即公务员待遇都很优厚。这就是新加坡的所谓“善养严管”。

“善养”从国际经验来看,要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的直接收入应该比较好。不过,在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收入都不可能太高。各国公务员都号称是人民的公仆,既然为人民服务,那你拿的薪水总不能比人民高太多吧?不然你的奉献精神又体现在何处呢?待遇好的另一层面,是对公务员有一个隐形的、特别的保障。比如在退休以后,根据你的表现和操守做出相应的安排。这对公务员就是一个巨大的内在约束。

观察者网:《人民日报》之前也批过,说部分官员因反腐对企业软拒绝,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我们国家目前管理正在日趋严格,但公务员的待遇还没有完全跟上。是不是会造成官员“不作为”?

房宁:对所谓的“怠政”现象,我们做了一点的调研,调研中形成了三个初步印象。

第一,的确不能排除官员中的一些人,由于反腐的压力,由于行贿的人少了、油水少了,就真的不作为了。

第二个情况,是我们现在的反腐败,加强了监督和制约,这样自然推高了行政成本。比如,为了制约、监督腐败,监管审计的环节特别多,做起事来就慢,就会复杂。像过去大干快上,“先上车后买票”,那样是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是有意的“怠政”,而是行政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规定增多又连带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官员的自由裁量空间不确定,让官员们有些退缩。现在讲“法无授权不可为”,但还是那句话,“法不是一个点、一条线”,法本身有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范围里如何做,那要靠官员的所谓“自由裁量”或曰“担当”,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但古今中外官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错。去年我去美国调研社会治理问题,访问几位美国市长,一位市长也跟我讲了这样的话。官员做得越多出错的几率就越大,这肯定是规律。现在强化问责,大家自然害怕出错也就更加谨慎了。我们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是“不敢”,许多干部说:不是不作为,是不敢作为。“不敢”这个词儿听到的频率特别高。许多官员不敢动,不知道会不会犯错误。

第三个,就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带来的问题。现在干群矛盾、党群矛盾比较多,干部队伍中的竞争、矛盾也比较多。有些老学者、老同志总是感慨说,你看看现在这个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过去没法比,过去党和人民是“鱼水”关系,现在说好听一点儿叫“蛙水”关系,一会儿跳出去,一会儿又跳回来了。总之是不那么“水乳交融”了。其实,在我看来这很正常。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翻身求解放,那个时候双方的利益,不光是高度一致,更是高度重合的,而即便是那样也还是有矛盾呢。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古田会议决议了,在那里面毛主席讲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主要纠正的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等等。

现在党是执政党,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它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群众,主要的现实考量是个别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我们看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现象不就是这样吗?!住在旧城乃至棚户区的“人民群众”天天盼拆迁,盼改造,但真要拆迁改造了,他们中不少人就变成了阻力。到这样具体的时候和场合,党和政府是一方,“人民群众”为一方;或者是城管一方,小摊小贩一方;拆迁一方,被拆迁一方,不就成了“对立统一”了吗?这个很自然,我管这个叫“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20150629000549238

拆迁过程中的“最牛钉子户”

现在这类矛盾特别多,干部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呢就落埋怨,甚至带来风险。得罪了人,有人就会去告你,“有枣没枣三竿子”,现在这样的事不少。这样也使得一些干部产生了畏难情绪。当然,领导干部理当敢于担当,某种程度上“敢担当”就是敢于得罪人。但话说回来,“敢担当”又不完全取决于干部本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党组织。干部敢不敢担当、干部的腰杆儿硬不硬,得靠党组织,靠纪委撑着。也就是党组织还要信任广大干部,为那些想干事,敢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刚才说的“善养严管”里也应有这个意思。信任、理解和支持、授权也是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的重要条件。“善养严管”也包括了对干部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观察者网:除了制度层面,外国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就是他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您也很有心得,能详细说说吗?

房宁:我们发现外国精英阶层特别注意官场文化的塑造。这也可以是国外的“政治文化建设”但我更愿意叫它“格调建设”。为什么说这和反腐有关?我们还是要回到贪腐的规律上分析。姑且用“后工业化社会”这个词,说说为什么一旦到了这个阶段腐败就会减少。除了客观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就是西方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形成。

现在很爱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工业化乃至前工业化社会,人类的这三观其实是比较统一的。什么是“核心价值观”?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都挂在中堂上:“福”、“禄”、“寿”、“喜”、“财”嘛。有的就是福禄寿喜,其实“财”是基础,是关键。前工业化或工业化社会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在这个阶段追求物质与财富是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我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人类什么时候可以挣脱物质匮乏的束缚,能够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一些经济的约束,那就是要到物质丰裕的时代,现在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后工业化社会就是人类过渡到物质丰裕时代的社会。

客观世界的改变会带动主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说过,历史其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核心价值是追求财富,然而一旦从那种追求中解脱出来,人类势必会关注到财富以外的东西,开始关注人生本身的价值。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有钱才能有闲、有快乐,而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则意识到快乐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用钱都买不到。当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物质生活条件,无限的物质追求也就会淡化,所谓“欲壑难填”是物质匮乏造成的思想意识和信念,是异化,是穷怕了的“形而上”。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数千年来,人类价值观的大变迁,工业化进程,日渐丰裕的生活带来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可以观察到的改变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积极的、健康的正能量是追求精神价值,从有益的文化活动中获得快乐,在生活体验中实现自我。我们在国外调研一直注意到那些发达国家随处可见的社会风景线——健身。伦敦街头、柏林的林荫大道、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纽约中央公园,长跑族简直就是城市的名片,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名片。现在我们中国,在上海、北京也终于出现了夜跑族,今年中国放开了马拉松运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极限运动的开展是价值观多元化的显著外在表现。极限运动是在挑战自我,在挑战自我中体验生命,获得快乐。这是后工业化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人类挣脱物质束缚和传统价值约束的新走向,新潮流。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关注独家网(www.dooo.cc)
上一页 1 23下一页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改革 制度

相关阅读
关键词: 改革 制度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