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一鸣:谁领国史出生天 香港的问题是未去殖

昆仑策研究院   吴法天   2015-06-22 10:11  

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一鸣博士全面陈述香港中国历史科教育问题的一篇重份量文章,作者揭示“香港的问题是──未去殖!殖民地思想及陷阱残存!”并对提出了改弦易辙、复归正途的建议。希望能够引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部门的重视。

原题:谁领国史出生天

自2000年教育局推行教育与课程改革,特别是新高中课程实施以来,中国历史科教育受到冲击,出现高中中国历史科考生数目严重萎缩、学科式微、救亡无望的严峻局面。

一.国史教育陷死胡同

初中阶段的中国历史科(下称“初中中史”)本应是华人学生整全地、系统地学习本国历史的唯一黄金机会,亦是国民教育的重要根基,但在所谓校本课程发展、课程综合统整的影响下,加上本科设计的严重缺失,教与学深受影响,衍生了两大问题,且日趋恶化,因而受到业界的深切关注,同声呼吁教育当局正视问题,及早拨乱反正。

当前的初中中史教学问题,表征有二。

其一是课程的虚有化。按照教育局2001年的课程文件,初中中史有课时指定,学校必须实施,故此名义上具有“必修”与“独立”学科的性质,但现实却非如此。据教育局发表的统计数字,2013至14年只有73%学校开设初中中史科;2014至15年回升至88%,其中17%是以综合人民学科形式施教,更有只在初中其中一年或两年开设本科的学校。即是说,初中中史的独立性、必修性大打折扣,可以为学校随意删减,教育局回避问题,只求交代表面的统计数字,解说中史科仍然存在于学校课程中。

其二是课程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虽然教育局从未披露初中中史教学的具体情况,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由于课程冗长、课时不足,大部分学校不能完成教授所有内容。教育工作者联会2014年的调查显示,94%学校没有教授课程乙部的文化史,45%不教1945年后的历史。据笔者观察,不教1945年后历史的情况极为普遍。

此外,初中中史课堂往往是教师追赶课时,运用现代资讯科技进行的高效能资料填塞,学生囫囵吞枣,对中国历史兴趣低落。初中中史教学并未能达到课程的宗旨,令学生对本国历史的发展有完整的认识,遑论产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药石错投徒添混乱

面对社会人士大声疾呼挽救国史教学,教育局成立专责小组,经过一年研究和谘询,最近提出一个名为“今古并重”、“今古平衡”的短期方案,建议把中一至中二上学期的课时,用于教授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而在中二下学期及中三学年教授400多年的近、现代史,并要求学校取消甲、乙部课程的分野,希望学校在9月新学年落实。

然而,教育局对学校如何落实“今古并重”、“详近略远”的调整,除了提出各历史时段课节调整的参考数字,并无对增删内容的标准作出具体指引。这种表面尊重教师自决、校本课程发展的态度和手段,实质是放弃对初中中史课程的专业领导,而药石错投,只会增添混乱。原因有五。其一,以初中阶段一半课时(75节)教授4000多年的古代史,另一半教授400多年的近代、现代史,是“古今失衡”而不是“古今平衡”;其二,教师原是由于课时不足而放弃乙部课程,如今却要求整体课时不增而重新教授,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教师将无法适从;其三,学校欠缺对内容删增的标准而各师各法,很容易把本来不清晰的古代史脉络弄得更加支离破碎,使“古今并重”变为“头轻脚重”;其四、压缩了的古代史只会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填鸭化;其五,近代、现代史部分亦有内容过多的问题,特别是1949年后大量的“政治运动”史,不能依靠片面增加半年的课时便作解决。至于出版商在没有具体删增内容的指引下如何能在短期内出版合适的课本,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三.问题根本尚未看清

走笔至此,看到教育局宣布只有37所学校愿意落实“短期方案”而把它搁置,今后另作安排,可见草率的建议受到老师的抵制。近年来各界人士对挽救初中中史科提出不同建议,可惜均未能看准问题对症下药,结果只会徒劳。

“保证独立必修”未能改变教育局自由放任的态度,即使真的执行了,课程依旧,根本问题仍然存在;“教学趣味化”加插舌尖上的中国等内容,很容易把国史学习“轻薄化”;“贵古轻今论”亦未能解决如何“古今连贯”;“加插香港史”提高亲切感的建议,更会挤掉课时而淡化中国历史的内容。

目前的初中中史课程制定于1982年,1997年重新修订,其编排特色是以所谓“点、线、面”为框架,以朝代更替为纲,内容偏重朝代更替、治乱兴衰,把政治与文化分割施教(甲、乙两部)。但这个课程实施缺失甚大,不能普及整全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说得严重一点,是“偏颇重、欠整全、效能低、得益少”。

具体而言,目前的初中中史课程,令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五个“感受不到”。

其一,“点、线、面”的内容编排,让学生只看见偏颇政治的零碎片段,却感受不到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融合和壮大的整完面貌,是失诸偏颇,“有木无林”、浮光掠影、没有内涵,学生连什么是华夏,何时有“中国”也不知晓。

其二,甲、乙部的编排把政治和文化发展(社会、经济、人文)割裂而大部分学校弃教乙部,使学生感受不到中华民族自始就孕育出多元一体的文明,也感受不到中华民族于不同时期的光辉成就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先进性。

其三,内容的“点”过分侧重宫廷政治(宦官、外戚),而“面”又是对主要历史时段的负面定调,令学生只片面地看到黑暗面而感受不到正面的发展。例如唐代的辉煌和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没见介绍,只强调晚唐的宦官当道、武人专政;对宋代历史,课程只突显其“积弱无能”,却没有介绍宋代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国家,工商业发达(银行雏形)、航海技术先进(罗盘使用)及科技领先全球(活版印刷、火药),获西方历史学者称赞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

其四,内容繁多与课时不足,令学习变得被动填鸭,学生感受不到趣味性,思维能力得不到真正的锻炼。

其五,由于上述原因,学生感受不到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国史教育的目的落空,造成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日趋低落,甚至不愿意当中国人!

四.改弦易辙方有出路

若要走出当前初中中史教学的死胡同,必须大彻大悟,摆脱殖民地统治时期教育政策所造成的束缚。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十分高明,不像法国、西班牙等列强,对其统治的种族强行全面同化,也不会背上“灭人国史”的恶名。英国的殖民地教育政策,重点是透过以英语教育为诱因,培养一个华人精英阶级,复以行政吸纳政治方式吸纳成为殖民统治的一部分。只要造成西方(英语)文化比中国文化高出一等,学习“前朝古国”历史何足挂齿?

所以,港英管治香港百多年,一直容让大部分的“汉文”学校教授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透过教育条例、课程设计导向和视学等手段,使带有民族情感教育的课程受到恰当的压抑,不会诱发学生的强烈民族情绪和反殖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两位英国学者Tony Sweeting和Paul Morris在深入分析港英教育政策后指出,港英政府运用两项高超的手段防范民族主义,第一是“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即压抑和化解可能挑起反殖民族主义的学科内容;第二是“去处境化”(decontexuatlization),透过课程内容的编排,刻意解构课程的整体性,削弱民族情感元素,从而使其失去原本可以体现的民族主义影响。这两种手段,前者硬后者软,交替并用起来得心应手,无往不利。

1919年,五四运动在香港引发强烈的爱国反日运动,一群中学生手持爱国伞(国产纸伞)游行,响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香港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压制,拘捕学生,开庭审讯判刑,并指令教育司的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私立中文学校,禁止使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原因是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1927年,香港经历省港大罢工的打击,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潮影响扩大,精通中文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主动在香港大学开设中文系,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和儒家教育,目的是冲淡由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引起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可谓用心良苦。这两个例子,反映殖民地统治者采用的高压怀柔两种手段,保证其文化主导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政府加强对教育领域意识形态的控制,成立课程委员会,编定统一的学校课程,立法指定学校必须采用经审定的课本和批准的教材。1952年,《中文科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明确提出:肯定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语文、历史),但不能鼓吹民族自负(意指民族自豪感)和仇外(意指反殖、反帝国主义)。这项政策,成为往后指导课程发展的金科玉律,并由优良的文官系统掌握和传。(梁一鸣,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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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幂 关键词: 香港 占中 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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