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政体思维太僵化,解释不了中国

环球时报   王绍光   2015-04-17 08:49  

政体思维者的逻辑定式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是政体思维。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是,3月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写了一篇文章,讲中国即将崩溃。他为什么会这么想?笔者认为,是政体思维导致他得出这个结论。

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再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以及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两千多年一直试图探求理想政体。现代西方政治学也一脉相承,聚焦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能不能遏制腐败等议题。很多人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的希腊文书名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

从这套思路谈论问题的时候,会首先说这个国家的政体是什么,要么叫君主制,要么叫专制,抑或其他,然后对不同的政体进行价值判断。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国家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划分的。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某种政体比较好,某种政体不太好。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会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大概也延续了这种思路。在他们的思维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结果。也就是说,好的政体不管碰到多大挫折最终都会胜出,不好的政体不管现时表现如何亮丽迟早要灭亡。

沈大伟也好,章家敦也罢,或者其他说中国要崩溃的人,就是这种政体思维在作祟。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一种政体叫做民主,中国的政体叫做不民主。民主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不民主带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哪怕存在问题,民主也会维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体,哪怕你现在做得还不错,失败却是必然的,垮掉只是迟早的问题。

政体思维解释不了复杂的政治

我曾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接触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慢慢就发现了问题。政体思维很难分类。以中国为例。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一些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他们又觉得不合适,因为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不太一样。一些西方学者就给帽子加点花边,以示区分,这就有了“软威权体制”“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等。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顶帽子下加了20多种花边。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而且不同学者加的花边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上民主的帽子。这样一来,俄罗斯可以戴这顶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也都可以。但是,这些民主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顶帽子上也要加很多花边。有些花边奇奇怪怪,比如有“不自由的民主”“受控制的民主”“有限的民主”,还有些被叫做“不民主的民主”。

西方政治学者在分析问题之前,先要给对象戴帽子,不戴帽子似乎就无法分析,帽子戴得不合适就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分析难以进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仔细一琢磨会发现他其实什么也没说。这就是用政体思维进行思考的结果。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因此变得清晰。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原本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它会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

总之一句话,用政体思维看中国行不通,看其他国家也行不通。

分析中国适用政道思维

中国也有几千年政治分析的传统,但我们是归纳式的,我把它总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中国人为什么不从政体分析?我的观察是,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他们所处的国家都是非常小的政治共同体。柏拉图讲过,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是5070户,如果按照一户10口人算,也就5万多人。古罗马共和国开始也很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也都很小,这类的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西方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但西方学者却沿用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们不会从政体、从形式上去分析问题。他们考虑的是:什么才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礼治,法家讲法治,墨家讲贤治、道家讲道治,各家相互之间还有争论。中国之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或墨家。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不是聚焦在政体上,而是聚焦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讲民主,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他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

因此,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了解与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警惕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政道思维的方式。▲(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新著有《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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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伯涵 关键词: 中国 政体 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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