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基辛格告诉你,沈大伟为什么错了

公共管理评论   陈雪飞   2015-04-07 14:27  

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头十年,中国在经济上开始复兴,在国际话语权上却依然瘸腿,二者形成的鲜明反差引人深思,“中国观察家们”从不同方向做出了各种解释,莫衷一是,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唱衰论”;有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必胜论、发展中大国责任论、中国独秀论等“捧杀论”。而美国外交政策界既有反华仇华的“蓝队”,也有同情理解中国的“红队”。基辛格是其中少数知华的中国通,他的《论中国》与众不同,既论证了中国文明的文化与政治根源,又比较了中国文明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例外论、普世观和世界秩序观上的差异、延续性、历史遭遇以及可能的未来。

在中国经济复兴之前,例外论从来只有一种,即西方的,英国或美国的,宗教的,传经布道式的。英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意义上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纪元。大致而言,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政治体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或追求过如此极具扩张性的霸主地位,有埃及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区域霸主,但并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世界霸主。除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英国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还严重依赖于两个紧密关联的主题:例外论与普世观,它们同时又都是其世界秩序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实力即将重新回归历史常态的大势,催生了另一种例外论,即东方的,中国的,文化的,文明教化式的。美国例外论支撑的是扩张性的宗教普世观,它好为人师、野心勃勃地企图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宗教势力圈,誓言将自己的价值观广布全世界每个角落。中国例外论支撑的是内敛性的文化普世观,它是一种文明中心论,但从不寻求对外武力征服,没有建立任何海外殖民地,从未远涉重洋传播自身文明,它高高在上但不仗势欺人,而是遵循“古有来学、未闻往教”的师道尊严,只在周边地区建立自己的文化势力圈,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完全臣服于任何外来强力,反倒每每将外来力量同化。如果说这种中国文明中心论曾经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那么,在历经百年沧桑、国家重归一统之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分别代表的三十年中,这种文明中心论是否还有其历史连续性?

换言之,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时代,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时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是否还承受着历史的滋养,是否处处渗透并散发着传统的中国文明中心论?两种世界秩序观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遭遇?对于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疑问,基辛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我们自己也许都感到陌生的中国。

一 两种例外论、普世观与世界秩序观

如果说基辛格的《论中国》代表了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同情式理解的话,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对中国文明历史风光的怀旧,甚至也不是未来重建天下体系的可能性,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甚至不少中国人已经遗忘或正在排斥、意欲颠覆的下述事实: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自于中国文明,来自于中国文明中心论,并且始终受到中国文明中心论的支配和型塑,从未断绝,中国文明中心论的烙印与人类历史上最不为西方人理解的事实同样悠久而深刻。

(一)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天下-朝贡体系

基辛格确信,中国文明从未断绝。中国例外论建立在中国中心论之上,中国中心论又建立在中国文明中心论之上,因此,中国例外论实际上说的是中国文明中心论。换言之,在基辛格看来,只有理解了中国文明中心论,只有理解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才能理解中国例外论,才能理解中国例外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从未断绝,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成为中国的一条颠扑不破、永恒存在的自然法,中国文明的时间观是一种循环往复而非传统现代的二元时间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政权并非一世二世、十世百世乃至万世无穷世,但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循环往复,分裂与统一周而复始。中国只需复原、无需创建,统一是常态,分裂是暂时的不正常状态,每当此时,都会有人以天下一统为号,沿袭古老传统,征服竞争对手,重新统一中国,改朝换代,但代代传承中国文明的实质精髓,从而保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得到维系。秦朝开创了天下大一统的帝国体系,后世每以“暴秦”贬其政,但却无不以恢复天下归一之制为己任,舍此,则无从获得自己的政治正当性。由此,才如白鲁恂(LucianPye)所言,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悠久而连续的中国文明就是中国最大的独特性,中国例外论不是来自于自诩“中土之国”、“中央之国”、东亚中心或世界中心,而是来自迄今为止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几千年的古老文明这一最大的事实。

其次,中国人对自己悠久而连续的中国文明高度自觉,并且坚信可以在各种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延续中国文明。在现代意义上,中国看起来是西方普世观念的例外,但在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只有例外的才有可能成为普世的。悠久连续的中国文明,让中国在人类历史上处于绝无仅有的光荣孤立地位,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也许我们要说是在历史上)长期浸淫在中国的独特性当中,习以为常,他们认为中国举世无双,中国不是、不仅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就是文明本身。

再次,中国之为中国,又是因为成熟的中国政治文明。中国政治文明的成熟,中华帝国的延续,依赖的是共识而非暴力,平民百姓和政治精英都长期信奉同一套文化价值观,即儒家为主糅合释道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和谐、安宁、公平、正义为依归的社会治理之道,各司其职、恪守本分的等级制社会,这种等级秩序的顶点是皇帝,他(她)集社会秩序的宗教信条和世俗说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统治者,又代表一种形而上的观念。他是天子,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他负有道德义务,系天下万物和谐于一身。他担负着治天下的天命,必须在分裂时期重新恢复天下大同,官员与社会精英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此外,帝国的治理依赖的是一整套成熟的帝国官僚体制,通过不考虑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人人平等的科举制选拔官员,统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最后,中国文明之为中国,还在于中国文明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对内,中国的语言、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对外,天下一统、皇帝威加海内、君临天下,以夷制夷、远交近攻。

基辛格认为,正是以上述中国例外论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自己世俗的文化普世观:中国没有产生过西方意义上的扩张性宗教,没有经历漫长的中世纪神权社会,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而不求强加于人。作为中央帝国的传承者,中国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划分为不同层次的文化势力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疆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这就是基辛格所界定的“中国的文化普世观”。

进而,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正是建立这种高度自觉自信、自成一体的例外论与文化普世观基础之上。皇帝君临天下、天下-朝贡体系被视为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自然法,也就是中国之于外部世界的天命所在,这种天命观并不意味着与邻国为敌,而以友好和谐为上。基辛格指出,不管开放还是封闭,中国不需要与幅员同样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也从未遇到过在规模和文化上足以与自己匹敌的社会,因此,中国从未长期与另一国平等交往,但是,中国并不寻求不现实地影响远离自己的国家,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从未借此在全世界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天下-朝贡体系是个以中国为最高点的政治等级制,大多数邻国均为中国的藩属国,意图统治中国领土的竞争对手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明,否则就没有正当性,而这也正是被中国文明同化的开端。在天下-朝贡体系中,中国乃世界中心,其他国家皆是中国文化的变种,它们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朝贡,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但是,天下-朝贡体系是个内敛性的世界秩序架构,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并且也到此为止,从未追求建立世界帝国,尽管中国实际上并非没有这种实力。中国关心的是如何驾驭临近的蛮夷,以礼相待,又保持居高临下的疏远,使之接受藩属地位,欢迎它们学习中华文化,但从不主动寻求它们的皈依。只要向中国进贡即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就可以通过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这样做的都属未开化之列。归化皇帝,施行帝国礼仪乃文化内核。帝国强盛时,中国文化圈随之延伸,天下一统为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政治体。

因此,基辛格认为,中国与进贡国的外交是天下大同的一部分,中国允诺给邻国人民的不是平等而是公正,根据每一国人民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浅以及对中国礼仪的尊重程度,分别示以怀柔。

基辛格把中国文明中心论视为中国例外论、文化普世观的实质内核,而中国文明中心论首先是一种文明论,即中国文明相对于西方文明绝不是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也不是停滞的,而是值得并需要对等尊重的。其次,中国文明中心论也不是断裂的,没有止步于外来列强的冲击,而是连续的,从王朝政治到革命建国、改革开放,一直绵延不绝,尽管在实现的程度上深浅不一。再次,中国文明中心论在文明意义上自成一体,也使中国人高度自信、高度自觉,从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例外论和普世观。不落入西方长期以来在教科书和政治意识形态上所形成的对于中国的偏见,平等看待美国的“对手”或者“敌人”,尊重或者还原中国文明的自主性、独特性、连续性和普遍意义,是基辛格《论中国》着力最多之处,也是其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最大贡献。

(二)美国例外论、宗教普世观与帝国-霸权体系

与中国例外论不同,美国例外论突破了欧洲1648年以来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正是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观念的核心支撑点。基辛格简要梳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成因,中世纪体系解体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为琳琅满目的各色教派,一批国家的王权在与神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彼此之间实力相当,但没有任何一国足够强大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国家的程度,也不再有哪一种宗教有足够的权威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统摄各国,因此催生了以势力均衡、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为三大根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是以确保和平为目标的体系,它只是确立了各国之间的彼此独立,实际上也并未确保和平,其内部仍以英法德这些大国为中心的实力政治,彼此之间战火纷纷。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西方内部出现了各种流传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权理论来自法国的博丹,国际无政府状态说来自英国的霍布斯,国际势力均衡理论来自法国的卢梭,和平和理性主义思想来自德国的康德,国际冲突理论来自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国家中心论来自德国的黑格尔。美国例外论既继承了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以降的国际关系理论,又不时表现出鲜明的差异,先是孤立主义,后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闷声发大财的中立主义,接着是二战后冷战期间与苏联争霸,最后是冷战结束后奉行至今的帝国-霸权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事实上已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随着金本位制的崩塌而瓦解,作为其实质内核,势力均衡体系已从一种西方的世界秩序体系弱化为一个战略理念。二战后,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正式全面解体,整个西欧被纳入美国的保护伞,美国自视为上帝选民,山巅之国,在1945-1970年的休养生息阶段之后,开始对外推行美国价值观,与苏联展开全方位的政治竞争,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传经布道式的宗教价值观,先是推行人权外交,然后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成为世界唯一霸主,遂开始全方位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其价值理念。因此,可以说,1648年以来的世界秩序,是西方霸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由英、美帝国先后主导。1815至1914年是西方世界极为罕见的百年和平时期,其中1834年至1914年又是西方社会最为关键的八十年,19世纪之所谓英国世纪正是因为英国在这个时期处于世界霸主地位,英帝国达到了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领土的巅峰时期。

一战后的休养生息期只有十年,接着整个西方就进入了大萧条,旧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崩溃,英国和美国相继宣布废除金本位制,拉开了世界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大幕,这次转移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彻底完成,政治上是联合国的建立,经济上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些机构由此始终处于美国的主导、控制和支配之下。

也就是说,到了二战结束之际,整个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已经从英国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向美国主导的帝国-霸权体系。2003年,罗伯特·卡根出版了一本名为《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的小册子,点破了欧洲与美国关系的这一巨大转变。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美国是强者,欧洲是弱者。美国与欧洲在实力的效用、道德性和可欲性上都有着重大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卡根敏锐地指出,欧洲向往的和平天堂是靠美国的实力保障的,没有獠牙的欧洲在美国的影响力面前越来越无所适从。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帝国-霸权体系正在“和平地衰落”,美国在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变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场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接着传染给了欧洲,导致多个欧洲大国出现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如果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那么中国人来自哪里?无论如何,美欧关系是西方社会的内部关系,未来的世界秩序将越来越受到美国、欧洲与中国三方关系即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和美欧关系所塑造。如卡根所述,美欧关系就像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而中欧关系以经贸为主,中美关系却更为复杂,既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又被视为最大的对手: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胁;在中国看来,美国就是自己民族复兴、和平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就变得同等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历史遭遇就变得非常重要,实力的消长决定了不同国家在遭遇战中的命运,遭遇的结果又影响着实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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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基辛格 沈大伟 中国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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