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要避开钓鱼岛问题?

腾讯网   摩罗   2015-02-13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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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访日,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后向欢迎人群招

日媒公开邓小平钓鱼岛问题谈话录音,主张“不涉及”、“避开”

近日,日本记者俱乐部在其网站主页上,公开了1978年10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访日时,就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对立的讲话录音。录音文字整理如下:

日本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我们是认为这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这个问题上很遗憾双方看法不一样,阁下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这个(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叫法不同,这点嘛,双方确实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事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双方约定不涉及这样的问题。这是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有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因为一涉及就搞不清楚的,倒是有些人,倒是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一些刺,制造障碍(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谈这个问题时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方式来解决。

日媒公开邓小平就钓鱼岛问题讲话录音

邓提出“不涉及”,是为排除干扰,尽快达成联日制苏的外交目的

世易时移,今人出于民族情绪,多已很难理解邓小平当年这番讲话的历史隐衷。故就上述讲话,做一扼要的背景解读,极有必要。

解读一:为谋求联合反苏,中方主张,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不涉及”钓鱼岛问题

关于“不涉及”,就目前所披露资料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1972年7月28日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的谈话。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和恢复邦交这个大问题相比,它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嘛。现在提出来讨论,恐怕要耽误大事。”②

9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再次重申了上述立场。田中提出:“我想借这个机会问一下尖阁列岛的问题”,周恩来则回答道:“我这次不想谈这个问题,现在谈没有好处。我们还是把能解决的大问题,就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为好。我不是说别的问题不大,但目前最紧迫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③

周恩来为什么说“目前最紧迫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呢?这跟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对构筑国家安全的新思考有很大关系——1973年,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对付一个坏蛋”。1974年,毛泽东又对大平正芳说:为应付苏联威胁,“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日本,正是该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④

解读二:日本则以钓鱼岛问题为筹码,压迫中国从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中让步

1972年,在“不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前提下,中日签署《联合声明》,解决了“邦交正常化”问题。但对中方最关心的、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则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日方担心,签订“反霸条款”,不但会恶化日苏关系,还可能刺激苏联与台湾合作,破坏远东均势。日方更希望在中、苏之间,维持一种无所偏重的“等距离外交”。

中方坚持在《中日友好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1975年4月,邓小平曾解释称:“反霸条款”的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⑤

对此,日本外相宫泽喜一郎,在1975年9月回应道:“反霸条款”须遵循四原则。1、反霸权不是指特定的第三国;2、日中两国都不谋求霸权,也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但在霸权问题上,日中两国不采取同样的行动;3、反霸权不止限定在亚太地区;4、反霸权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其中第三条原则尤其关键——“在霸权问题上,日中两国不采取同样的行动”——实际上等于消解了“反霸条款”对日方的约束力,已无从达成借日本牵制苏联的目的。⑥

基于上述意见对立,《中日友好条约》迟迟未能签署。钓鱼岛问题,则成为日方压迫中方在“反霸条款”上让步的一个筹码,如亲台派政客滩尾弘吉,即坚持要求把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反制,自1974年至1978年,邓小平则在各种不同场合,一再重申,《中日友好条约》的谈判,应“不涉及”钓鱼岛问题。

此外,邓小平在答记者问时提到,“倒是有些人,倒是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一些刺,制造障碍(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此话虽语焉不详,但实有所指。1978年3月,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表态“中日两国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要采取联合行动”后,搁置已久的《中日友好条约》谈判再度启动。4月11日,园田外相对记者透露,5月份日美首脑会谈之后,将会访华。12日,即发生了日本巡视船要求108艘中国渔船退出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钓鱼岛事件”。该事件在海外华人及日本国内引发强烈震动,中国本土也出现了伪造的相关大字报。事件的幕后推手,究竟是谁,迄今尚是谜团。⑦

注释:

①邓小平该讲话,并非首次披露,实际上,早已写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P411-412。②③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社科出版社,2005,P392-393。另可参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及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相关部分。④可参见: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P280。陈东林 杜蒲/主编,《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72-197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P1014。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P35。⑥《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7,P74。⑦据孙翠萍的研究,此次“钓鱼岛事件”,存在着“日本策划”、“中国策划”、“苏联策划”、“台湾策划”等多种说法,并无定论。其中,中方相关档案尚未解密。参见:《1970年代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P17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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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湉 关键词: 邓小平 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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