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王安石打响了第一枪!

韩毓海   2015-01-20 17:47  

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首先有赖于人民能够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经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在十八大之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有梦想、有乌托邦的国家,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冀的国家,他把这个叫做“目标优势”,而这个优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所没有的。

今天,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的,就是我们正在实践着、开辟着、探索着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上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关心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把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进而把共同富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如何使得人民当家作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际上,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制订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准则,中国如何主持公道、坚持王道、反对霸道?这代表了世界上要求正义的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愿望,是他们对中国道路的期望。

自由主义的缺陷:国家建设的失败

今天比较流行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当然,这个自由是加引号的。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把个人与共同体(集体)对立起来;同时,它又把国家、政治和共同体理解为负面的、保守的和压迫性的因素,而把社会、经济和个人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解放和自由的因素。而以这种机械的、割裂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释放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并以此来反抗国家的、政治的和共同体的“专制”与“压迫”的过程。

这种观察方法的明显缺陷,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国长期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同时,它也不符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

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一般而言,是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的。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列宁和宫崎市定等人,都是这样看中国长期的改革与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对立;即是为了增加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所以国家才启动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改革,因此,这样的改革也叫“变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变法为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彼此推动的过程,而非一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从中国长期历史上看,总是国家为了增加效率和治理能力、为了增强对抗外侮的能力而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而经济改革则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效率的不断提高,而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其共同目标都是增加效率、增加竞争力和能力,以及如何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的改革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

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于“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我们长期历史发展的一个深刻经验;所以,国家建设——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例如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离开了这样的平台,民主就成为了分裂和动乱,这就是《国家与革命》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的、是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加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这是中国政治的长项,不是弱项,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不是中国发展的阻碍。

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Nation Building》,谈的就是国家建设问题。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这个观点代表了他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其实,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去思考,就会发现,当前西方社会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为“国家的失败”。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面临破产的危机,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是200%,美国的比例是100%,欧盟是80%。当前西方经济发展遇到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巨额国债压力下的国家破产、政府破产,而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政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马克思的自由观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与自由、将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毕生追求自由,他的许多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最为典范的自由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绝不能理解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并不是指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物质利益而达成的契约和共识,同样的,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能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自由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所谓自由,就是康德所说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使我们能够乃至必须从“他人”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不仅为“我”,而是能够乃至必须为“他人”做些什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当作目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共识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满足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建立在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以及做些什么的基础上。

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自我论的角度说,人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中心论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得到的。正是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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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国家建设 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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