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何坑爹之处?

观察者网   韩毓海   2015-01-16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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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去五代之乱不远,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他刺激尤深,所以《资治通鉴》从春秋“尊王抑诸侯”的议论开篇,这当然是很不错的。遭逢天下大乱之后,对于“稳定比动乱好、统一比分裂好”这番简单的道理,司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却由此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国家选拔人才,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与其用强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说,与其用能办事的刚健有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个好处,就是他虽不能办事,但也不会生事,他虽不“为人民服务”,但也不至于扰民,如此政权才会稳定,天下才会永远太平。

他在通鉴开篇就这样议论说: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比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沛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在司马光看来,秦的制度就是尽用“强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于“强”,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扰民、病民,与民争利。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绝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实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过,司马光这里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绅”。司马光站在乡绅的立场上,他是希望国家与乡绅分权,即地方由乡绅按照乡规民约来治理,而国家官员们只要用诗词歌赋养养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转而追求一个立足于地方分权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司马光所追求的“分权”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权的前提就是承认特权,所谓分权,也就是说必须给特权阶层留下特权之余地。用司马光的理论来说,庸人和笨蛋当官便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即使不与特权阶层沆瀣一气,但也绝不至于去动他们的奶酪,即使他想动,也如“乳狗搏人”,最终必为特权阶层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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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王安石

在司马光的政治对立面王安石看来,宋代积弱的根源,恰恰在于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问题,宋的制度,从根本上违背了秦以来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员选拔机制是完全非理性和无效率的,因为它的“选拔标准”是把选拔庸人作为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把说假话、废话和空话以及写大块文章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而把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能力视为危险的歪门邪道,而如此选出来的一定是一大批废物。这种以选拔“庸人”为标准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坏人。

南宋的叶适则在《外稾》中感叹说:秦所选之官,皆为“强人”,而宋所选之官,则皆为“废人”。宋根本没有资格批判和嘲笑秦,因为“秦之失在于强,而今之失,则在于弱矣”。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说,治理国家有两种方式:高端战略和低端战略。所谓高端战略,就是依靠国家税收,雇佣职业官员治国理政;所谓低端战略,就是不依靠统一的国家税收养职业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贵族(主要是统治者的亲戚)自治,甚至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军队,只要他们能够召之即来,那么国家就不必支付军队的费用,并用税收来维持一个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来,从公元前1000年起,东西方都逐步发生了从“低端战略”向着“高端战略”的制度演进。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从“封建”向着“郡县”的制度演进,在东方,这一制度的飞跃是以秦的统一为标志,而在西方,则是以罗马帝国的形成为标志。

莫里斯说,中华文明第一次开始领先世界,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比罗马更早完成了从低端战略向高端战略的制度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最终在隋唐时代超越了西方。但是,从宋代开始,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与小人、事功与义理争辩乃至新旧党争,对中华文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回响不绝。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必须带有清醒的批判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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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司马光 宋朝 秦朝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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