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所携带的病毒导致了纳粹12年残暴统治?

腾讯网   凌越   2015-01-11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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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统治对于德国来说无异于一次规模空前的浩劫,人们为这劫难的规模和程度所震惊:是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存在了12年之久,纳粹的兽行存在了12年之久,就这这块孕育过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等伟大作家、哲学家和音乐家的土地上。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的历史走进了死胡同?是不是德国文化中所携带的某种病毒最终导致了这场浩劫,还是某种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东西造就了纳粹党邪恶的灵魂?和现在的联系则是,是否随着希特勒及其党羽的破产,导致浩劫的因素就永远消失了,或者它还会在合适的时机卷土重来?

对于这些问题,当然可以笼统地方便地说,一定是多种因素的合力使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登上德国的乃至于世界的舞台,给世界人民尤其是德国人自身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对于德国历史学家来说,搞清楚这合力的具体构成以及运作方式,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德国的浩劫》的作者迈内克是最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德国学者,这本书写于1946年,距第三帝国的灭亡不过一年之久,希特勒留给德国的是一片荒芜的废墟,统治这里的则是英、美、苏、法四国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一方面,纳粹统治的阴影还没有散尽,作为亲历者,许多画面许多话语(尤其是贝克等将军试图扭转邪恶的纳粹之路的话语)仍然不时在迈内克心中闪现;另一方面,根除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毒瘤的任务转移到战胜国手中,这对像迈内克这样一直希望以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德国人来说,则造成另一重心灵的重负。

迈内克在写作此书时已是83岁高龄,他漫长的一生历经普法战争、俾斯麦的统一、第二帝国的强盛及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残破和分裂。所有这些使迈内克在写作此书时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沉痛之感,同时高龄以及眼疾的困扰让他无法考订细节、缕述史实,而是径直探讨一些重要历史线索背后的思想潮流。因此,本书正如译者何兆武先生在译序里所言:“以个人的、非正式的、但不失为深刻的沉思的笔触,概括评论了自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法西斯覆亡为止的德国思想文化的全景。”

对于83岁的老人,他可能也没有精力在史实方面搜求殆尽,以完成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但是用较为俭省的篇幅聚焦于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观念本身,则使这本薄薄的小书更加紧扣论题,得以抓住繁复史实表象下深沉变动的观念之流。也许如此提纲挈领的方式,更能让人们从深层去把握历史理解历史——以至于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作为当代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首席代言人,迈内克深厚的学养和功力使他更多的从19世纪勃兴的思潮中观察纳粹思想产生的原因,这使他对纳粹统治的反思别具一种历史感的深度。

在第一章《当代的两大浪潮》开头部分,迈内克即断言:“直接把我们带进深渊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独出自德国的发展势力的现象。”通过另一位19世纪大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之口,将浩劫的源头追溯到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即错误地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因为这种追求很容易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

布克哈特的看法自然有其深邃的洞察力,但是仅仅把问题归咎于人类的贪婪本质也是不够的,在迈内克看来,至少19世纪兴起的两大浪潮——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每一方都能够为它自己提出深刻的历史权利,它们是一种本能的探索性的努力,试图解决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口增长在各个国家里所呈现的全人类问题。

进一步说,在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做过的实验(法西斯主义)初衷则是要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始终背离的浪潮融合联系起来,其手法是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一种国会性质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心灵在整体之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而“此前在西方一直受到虔诚尊敬的整个理想世界就这样陷入了黑暗”。

在迈内克看来,协调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着现实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他对19世纪90年代瑙曼和他所领导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评价颇高,因为瑙曼较早提出要使19世纪民族-资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潮流汇成一种强有力的联合。对于这种融合,迈内克一方面认为是高度值得期待的,一方面也敏感地意识到同时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片面化倾向。很不幸,在德国这种努力慢慢滑入极端化的泥淖,民族的自我主义和权力国家的观念愈来愈压抑了世界公民-人道主义的成分。

在书中,迈内克两次提到19世纪奥地利诗人格雷尔帕泽尔的诗句:“人性——民族性——兽性。”显然从这句诗,迈内克找到了德国从歌德时代的高峰陡然堕入希特勒时代的渊薮,这一貌似突然的过程中的过度阶段,民族主义运动使人们在对他族人的时候变得轻率和冒失,甚至于残忍,那么民族性也就容易成为人性和兽性之间的桥梁。在这之间,所谓的爱国热情特别容易走向人性的反面,杀戮被褒奖,残酷则被默认——想想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六百万犹太人吧,这句诗中的逻辑就会变得更加清楚明了。

和特赖奇克、德尔布鲁克等德国历史学家一样,迈内克显然也希望德国民族国家的兴起不要让德国人陷入到仇恨性和排他性之中,但事实是民族主义犹如猛兽根本不知道“适度”为何物,从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民族思想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尽管德尔布鲁克早在1895年就敏锐意识到“这一切邪恶势力汇合起来禁锢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并呼吁要及时加以制止,但是无奈大势已去。一种过分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在欧洲泛滥,在它的顶峰,它会消灭道德的甚至逻辑的意识,而善和恶、真和假也都在其裹挟中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如此,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伦理学也就应运而生。

从第六章《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开始,迈内克将对浩劫原因的探讨逐步从深远的历史潮流的影响过渡到更具体的原因上。在第六章,迈内克探讨了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对于希特勒在德国最终掌权的助力。正如迈内克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早在两个世纪以前,近代技术-功利主义精神,就在腓德烈·威廉第一所创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中找到了它古老的原型。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无条件地、绝不瞻前顾后地献身于职务以及献身于赋予他以这一职务的那个最高的战争主宰,从而使最高度的完成任务体现出一种绝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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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湉 关键词: 文化 希特勒 纳粹 德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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