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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的当代实践形式

文化纵横   修远基金会   2014-12-04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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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世界,政党政治与代议制民主遭遇到深刻调整,作为政党政治基础的社区协商、劳资谈判、中产阶级等要素不断瓦解。在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在科层化、专业化的压力下日益官僚化,行政吞噬政治,政党国家化,党员干部日益脱离群众。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突出困境在于,由于资本、人员、信息的高速流动,一方面,属地性和属人性相结合的传统政治空间(如基层社区)不断坍塌,另一方面,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民主化”并无法直接和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层面的“民主化”,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巨大鸿沟依然存在,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公共性和政治民主。

因此,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东方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寻找新的政治资源,籍以疗救日益僵化的政治形式,而群众路线,恰恰可以作为新时代政治的灵感来源。

群众路线的要旨,在于它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循环的动态政治过程。先进性的政党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并监督政府,而党员,则通过对群众日常事务的关注与解决,通过模范的先锋表率作用而收获民众认同,进而夯实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因此,群众路线具有主动地去塑造政治空间的强大功能,值得在今天去加以深度剖析和重新认识。

为此,修远基金会在2014年初成立了“群众路线课题组”,试图在把握全球化时代政治原则变迁逻辑的基础上,提出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命题,以此抛砖引玉,以求能激发思想界和学术界进一步讨论。而本文作为“群众路线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现在予以发表,期待并接受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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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民主制度不仅需要制度化的规范性法权结构,还需要良性运转的政党政治作为活力来源——政党政治可以沟通精英与民众、实现政治整合。持续深入的全球化,导致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各国内部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也被持续放大,这直接动摇了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从欧洲到美国,作为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不断削弱,基层社区在资本和移民的冲击下出现瓦解趋势;从阿拉伯世界到拉美国家,高涨的生活成本和失业率将民众推向街头,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威权政府都无法收拾局面,国家陷入持续动荡的泥淖。全球化时代一个普遍性的政治挑战是,各国政党需要重新塑造自身的社会基础。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社会基础的历史资源,其内在价值有必要在全球化时代被赋予新的意义。

一、群众路线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政党政治危机

现代政党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相伴:拥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复杂的内部分工和协调体系、并对新兴社会阶层具有领导和吸纳能力,其组织社会资源、动员广大民众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传统的等级制结构。

在西欧和美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主要在议会中活动,往往形成各种松散的“宗派性”群体,如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推进,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要求分享政治权利。新老精英之间形成竞争性关系,为了获取执政地位,新老精英从现实利益出发,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吸纳为各自的社会基础,同时,民众的抗争运动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政治精英不得不走出议会,走向社会,发展出全国性、持久性的组织系统,吸引民众,争取选票。正是在从派系演化为政党、从议会党转化为选举党的过程中,现代政党才得以创生。现代政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将传统宗派政治(党争)的破坏性力量转化为建构性力量的功能:通过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政策争论,将碎片化的团体利益和诉求重组为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通过竞争性选举将大众的诉求和偏好转变为可执行的公共政策,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整合。而公共教育的普及、公共媒体和舆论的培育和组织,是现代政党运作的基本条件,这些条件,都依赖工业化提供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组织资源的支持。

在后发国家之中,现代型政党往往肩负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使命:在英美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先有资本主义发展,进而出现社会演化,最后在此基础之上出现现代政党。但是,在后发型国家中,显然不具备类似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由于原生型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张,后发型国家为了摆脱殖民地和边缘性地位,往往必须选择一条相反的道路:先创生出现代型政党,再以政党为组织核心,改造国家制度,重塑社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广大后发国家的现代型政党而言,其合法性来源不同于西方政党的选举民主所赋予的代表性,而是必须以完成国家、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先进性为特质。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政党,都曾经承担着领导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和职能,然而,它们却由于被承担这些职能所附带产生的“红利”所俘获,而无法完成更为复杂艰巨的培育社会和创造更好的政治治理模式的使命,进而终被淘汰。

与其他后发国家的现代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现更为出色:在革命救亡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为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力——可以深入农村,打碎传统阶级结构,调动最广大的农民阶层参与革命,重建强有力的国家体系;在工业化积累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表现为其强大的学习、调整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既可以制定宏观的经济发展战略又能在微观层面推动地方经济创新和多元竞争。然而,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挑战:执政党必须重塑自身的社会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推进,使得社会生产的公共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也使得公共利益与私人资本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一过程导致了各国内部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被持续放大,现实的政治治理必然面临这些新技术和新经济变革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依靠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实时信息传播,关于平等和民主化诉求的舆论逐步形成强大的话语势能,这种势能进一步在实体政治层面释放出强大的力量,世界各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界限不断降低,并有激进化倾向。现实的不平等和观念上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巨大鸿沟,往往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秩序的崩溃,而不是推进理性的建构性行动。这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政党政治,必须再次探索如何维系大众与精英之间既能保持一种具有正面、创造性的紧张关系,而又不会堕落为反面的、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之中。

面对这样的局面,各国都需要在政党政治层面进行新的努力尝试:首先,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认同趋势,政党本身的代表性变得面目模糊,很多政党转向全民党,不再声称自身代表某个特定社会阶级,而是代表全民,比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民党等等。其次,到了全球化时代,新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模式造成的不平等超越了既存政治系统所能调节的范围,需要能动性的政治主体和政治组织进行调整,进行社会化改革。因此,很多政党开始重新展开日常性的群众动员工作,力图重建自身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美国,有“茶党运动”,少数政治精英与不满现实的中低收入白人阶层结合,不断扩大影响,其势头甚至有可能突破美国的两党制选举模式;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借助基层宗教组织联络、动员底层民众,一度取得埃及的政治领导权;在我国台湾地区,民进党也逐步从“台独”式的族群动员转向以贫富分化为切入点的阶级动员,逐步扩大着自己的社会基础。最后,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新技术扩展了群众组织和群众动员的可能性,政党机构从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型,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方式得到扩充和发展。

今天,处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也出现同样的趋势,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的日益凸显,伴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执政党在长期关注经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的过程中,逐步往专业化、科层化的方向发展,习惯于集中资源组织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日益与民众拉开距离、形成隔膜。这两方面问题的结合,就是干群关系恶化、党群矛盾凸显,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受到质疑。因此,在今天重提群众路线,初步来看是关注干部作风问题,实际上却包含着推动党的重新社会化的可能性:干群矛盾只不过是经济转型、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集中表现,因此“转变作风”只是起点,重塑社会基础才是归宿。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必须同时处理好稳定与发展、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这意味着,执政精英与群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精英与群众有区别,精英必须有先进性、有责任感,但是,精英又不能脱离群众,必须为群众服务,受群众制约。这是一组张力,有张力才有动力,然而,张力也有可能转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对立。因此,在现代社会,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其核心都在于如何维系群众与精英之间既能保持一种具有正面、创造性的紧张关系,而又不会堕落为反面的、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之中。任何形式的民主,必须在日常的社会生活领域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得以体现,而当其成为意识形态的口号和标签,就说明民主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良性的民主运作,必然要依靠三个层次的实践,首先,必须具备丰富、多元的基层政治运作,这是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维度;其次,必须具备坚强有力并有宏观视野的政治领导阶层,尤其是在全球化竞争的世界背景之下;最后,必须具备沟通上下的动态政治过程。

从今天来看,第三层次的实践显得尤为难得。与古典时代的小国寡民不同,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佼佼者往往是同时具备小共同体的自治活力和大共同体的动员能力的国家,然而,从基层的社区自治、群众自治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治理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西方的政党政治曾经依靠定期选举来实现上下之间的动态联系,但到了今天,数年一度的选举形态,无论从动员程度(选举中的多数派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还是从动员效果(选举只能局限于少数候选人和少数政策),西方的政党政治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

欧美政党政治的根基是历史形成的基层自治传统,政党更多的是从基层政治中收获力量,而一旦这种传统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冲击,欧美政党很难逆转这个过程,因为选举型政党对政府和社会资源的掌握程度较弱,无法以资源反哺社会,调节分配,重塑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可以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或许可以走出一条突破政党政治全球性危机的道路。因为,群众路线的核心要旨,不仅是要将“官员”和“干部”教育成“政治家”和“接班人”,更多的是在于重组民众和政党、政府之间的联系,使之形成一种能动性的政治过程。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

群众路线形成于革命时期: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正式提出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到了1945年,七大修订的党章强调了四个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等。

群众路线在革命时代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原因在于,其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还在于其内在逻辑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在精英与群众之间建立起具有能动性的紧张关系。中国共产党从源头上受到了列宁等人创立的“先锋队”党建模式的影响。“先锋队”型政党,不同于选举型政党,不是从阶级的基础中产生,而是先有理念,以理念凝聚职业革命家,再以职业革命家为火药,颠覆传统社会,酝酿势能,调动群众,塑造新的阶级。“先锋队”模式集合灵活与纪律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在“先锋队”的旗帜之下,每一个党员都是一个“播种机”、“发动机”,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调动民众的能力;另一方面,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每一个党员作为一个螺丝钉,分工协作铸就起金字塔般的战斗堡垒。“先锋队”模式中,在党中央的架构之下,党小组就像从党这个有机体中孕育而出的细胞、基因,迅速扎根到不同的区域,甚至能改造土壤,不断壮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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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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