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政治学三巨擘圆桌纪实

政见   张友谊   2014-12-04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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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大批威权巩固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危机两大艰巨挑战,福山本人如何反思历史终结论?他对于自由民主制的乐观自信是否依然坚挺?

1974 年的绮色佳(Ithaca),在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还是大四学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坐在教室里,正在仔细聆听以《美国精神的封闭》著称于世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谆谆教诲。不久之后,他将奔赴哈佛开始在那里的博士学业,并会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保守主义巨匠——亨廷顿。

比福山稍年长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刚结束空军服役,开始在康奈尔政治系读博士,系统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议题,而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是当时的康奈尔政治学系年轻助理教授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他那时刚刚获得美国政治学会最佳国际关系类论文奖,正意气风发。

福山、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三个年轻人在那时的短暂交会,是 1974 年康奈尔校园里的一幅画中画。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在未来的 40 年中,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和思潮产生如此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整整 40 年后,这三位不再年轻的思想巨人重新聚首康奈尔。

此时的福山早已因为 25 年前的历史终结论名扬天下,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但同时对布什版新保守主义的好战趋势严厉批评。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系统性地对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反思,让许多论者有 “福山不是福山主义者” 之感。

米尔斯海默则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公知”,以一本《大国政治的悲剧》奠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地位,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观点当属 “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中美未来必有一战”。

而在三人之中,卡赞斯坦则最少介入公共生活、最深挖掘学术江湖,对于政治科学研究中惯用的权力和制度概念进行解构,而突出文化与认同在形塑政治中的规制性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并荣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本次的圆桌聚会缘由,既是为纪念三位思想者共同的母校康奈尔大学 150 周年华诞,也是为纪念那篇让福山一夜成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发表 25 周年。

《历史的终结?》一文写于苏东剧变前夜,福山本人也因成为极少数准确预测冷战终结的西方学者之一而声名鹊起,成为学术圈和舆论圈的宠儿,以迄今日。

历史终结论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和开放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信,代表了后冷战时代初期西方社会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

但 25 年后,随着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大批威权巩固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危机两大艰巨挑战,福山本人如何反思历史终结论?他对于自由民主制的乐观自信是否依然坚挺?

福山是否还是福山主义者?

面对这个问题,福山毫不犹豫的给予了正面回应。在主题演讲中,福山坚称民主化的大趋势不可逆,2014 年全世界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 120 个左右,占据三分之二的世界版图,相对于 1989 年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时的世界局势,已是沧桑巨变。

福山对于政治民主化的乐观主要来源于对经济市场化的信心:经济市场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胜利,过去 25 年间发展中世界贫困的消除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必将为大众参与和政治民主奠基。25 年过去了,纵使冷战初期西方社会的乐观主义早已消散,福山在根本上,并未改变继承自科耶夫的新马克思主义史观,依然坚信自由民主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点。

但福山的乐观主义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非西方模式的崛起和成功?

第二,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新近民主化国家陷入的困境?

第三,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自身遭遇的治理困境?

针对第一个质疑,福山在演讲中逐一反驳了伊斯兰模式、俄罗斯模式和中国模式对于西方模式的挑战。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淹没了伊斯兰模式,石油依赖和对外扩张也必将弱化俄罗斯模式,中国在过去 35 年间的强势崛起则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最大困境。

福山首先承认中国的巨大成功源自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国家历史、成熟的威权体制规则和丰厚的儒家治国理念遗产,但也犀利地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终究无法回避内生性的 “坏皇帝”(“Bad Emperor”)问题,也更无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而无法形成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根本挑战。

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福山再次强调所谓 “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如果说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阿富汗和印度面临的是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则在法治与民主上进展缓慢,唯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

针对老牌西方国家自身的挑战,福山则反复重申政治衰退的风险,特别是指出美国出现的民主体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

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和财富过于集中,这导致精英紧握政治权力,为他们将来的利益操纵体制;其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渗透,进而影响政府。但福山对于自由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具有信心,西方民主在 70 年代也曾遭遇重大危机,虽然调试速度缓慢,但一旦调试成功,就会重新绽放巨大的生命力。

在福山看来,今天美国遭遇的困境并非系统性的治理危机,也必定不会长久陷于极化政治的漩涡之中。

福山的以上论点并不新颖,早已散见于近年的著作和评论中;政治学界对于福山理论的评估和再评估,也已注家蜂起、汗牛充栋。但作为以研究国际关系见长的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来说,他们在圆桌评议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对国内政治面向的自由民主就事论事,而是着眼于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视角,审视自由民主终结历史对于全球共同体的逻辑后果。

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分属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世界政治有着不同的假设和推演,但都同样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仅是当下不赞成,而是 25 年以来一以贯之的不赞成。

所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格局也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福山还是福山,福山的批评者也依然是福山的批评者,思想顽固的跨越了历史,从冷战的终结点投射到全球化的今天,也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米尔斯海默对福山的三个批评

作为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对于福山强调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历史终结论从未苟同。

“出口民主易,出口自由主义难”,是米尔斯海默对于福山的第一个主要批评。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成功建立了形式上的代议民主制,但作为西方民主基石的自由主义理念从未生根发芽。由于缺乏对于自由主义理念的认同,人们经常以短期治理绩效作为评判 “民主” 与 “威权” 孰优孰劣的唯一标准。“好的” 威权体制往往可以一人独断、雷厉风行,而 “坏的” 民主体制则囿于党派倾轧、议而不决。

所以,在国家能力严重匮乏的新兴民主国家,我们常常会看到集体性的对于过往威权的怀念和对于现行民主的质疑。对于绝大多数绝缘于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会喜欢言论高度自由、但公共产品严重欠缺的印度,还是会继续选择言论高度管制、但公共产品相对丰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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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福山 民主 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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