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现场之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3)

独家网   倍倍   2014-11-25 15:28  

二次革命最后失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众多党员流亡东京。经历了失败的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共和的含义。更让他神伤的,是实现真正共和的途经与方式。经过思考,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的涣散。由此,他决定建立一个信仰纯洁、纪律严明的新党。

孙中山等人由上海经台湾赴日本时在轮船上留影

孙中山等人由上海经台湾赴日本时在轮船上留影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以期“扫除专制政治,实现完全民国”。新党要求党员按指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效忠总理孙中山。孙中山的众多左膀右臂均拒绝加入该党。也因此,这一点被污蔑孙先生的人所诟病。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就曾经这样表述过,“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假如政府自由行事,不受公民监督,不受制度制约,完了,是一个专制政府。假如国家自由是对外维护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解释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同样需要公民有充分自由。只有公民有了充分的自由,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才会自觉自愿,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一个平常保卫公民自由的国家。”这种说法,夸大了孙中山手里的权力,还饱含了作者对当时时局和民众思想的幻想,把历史时期割裂开来进行孤立推断和评价是错误的。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和背景的,前面介绍过,孙先生深刻的认识到,“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以往在革命活动中确实没有强调纪律和服从到如此地步,然而却造成一次次因为纪律松散和人员混杂而失败,采用这样的手段中也有迫于无奈的色彩。在当时复杂险恶的环境下,根本不存在一个温和的环境让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那么自由、松散、独立。后人站在今天的自由、民主、独立标准上当然可以侃侃而谈,用一系列高标准来指责孙先生。但是百年前的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在推动中国的宪政和民主革命时,怎么能没有内部的组织纪律呢?要是革命党内人人自由散漫,像恐惧瘟疫一样恐惧联合和服从,那样的革命不知何时才能成功。

但是,袁伟时对此的批判却产生了双重标准。独揽大权是否是独裁暂且不论,然而独揽大权的确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袁伟时在后面说道,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这的确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但是被袁伟时却将此指为“领袖欲”。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袁伟时后面在评论袁世凯的时候,评论道: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袁世凯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要把民初政局推回到总统制的轨道上,其中有些要求不恰当,也不难在讨论中纠正。提出修改《临时约法》或对未来的宪法提出建议,都表明他仍然寻求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推行自己的政见。………….. 从8月到10月,袁世凯五次提出对宪法和宪法性文件的意见,都遭到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拒绝。袁世凯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恢复总统制。10月31日,宪法草案在宪法委员会上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法草案。11月4日,绝望的袁世凯在通电全国抨击这个草案,同时宣布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运作。民国第一次宪政尝试以失败告终。

袁伟时在这里却支持给与袁世凯更多的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和议会扯皮而要求增加权力。同样是为了增加行政效率,孙中山的被袁伟时指为“领袖欲”而袁世凯则被理解为增加行政效率。更加矛盾的是,当孙中山让权的时候,又被袁伟时指为行政效率不高。面对这样前后矛盾的评价和论证,不得不为孙先生喊一句冤枉和不值。

我们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说孙中山当时那样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事实证明,后来的护国运动没有持续进展下去,跟这个党纲有所偏颇不无关系,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孙先生此举只能说是无奈之举,绝不能称之为专制权力的实施。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成立筹安会,声言“共和不适用于中国”。愈来愈多的“请愿团”上书,要求变更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各省建议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有83件。代行立法院权限的参政院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这1993个国民代表就国体变更进行投票,结果国民代表大会以全票通过同意君主立宪制。当日,各省代表民意第一次请求袁世凯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第二天(即12月12日),他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就这样,袁世凯接受了第二次推戴书,预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同时打算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洪宪”,即弘扬宪法之意,中华民国欲改为中华帝国。

袁世凯登基后祭天

袁世凯登基后祭天

此时,孙中山捍卫共和的心情无比强烈,但是,他身居海外,缺乏资金、军队等资源,发表捍卫共和的言论成为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他在东京召集集会,声讨袁世凯,并接连发表《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希望以此唤起国民,重新建立共和国。1915年底,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海内外逐渐响应。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逝。中国重归共和。北洋军阀承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民国政坛因此出现“共和再现”的曙光。这时,舆论对于“政党政治”己经失去信心和兴趣,转而鼓吹“不党主义”。原属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进步党的国会议员不再进行两党制的对峙,而是交错组成不同派系的10多个政团,在国会中展开论争。孙中山顺应时局变迁,指示中华革命党停止军事和党务活动,同意规复国民党,“纯取监督政府主义”,再度探索由“革命党”转变为议会“政党”的政治转型。

可惜的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徒具共和之表,而行军阀割据之实的时代,自从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执政。在孙中山眼中,黎、段二人实行的是专断独裁,与共和背道而驰。之后的孙先生就再一次走向了挽救共和,四处筹款的艰辛道路。

本文为独家网约稿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www.dooo.cc)。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
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还原现场 孙中山 革命党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