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现场之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2)

独家网   倍倍   2014-11-25 15:28  

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并非没有察觉,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就说:“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他也曾尖锐的批评“二十一条”,称其“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二十一条款和军事协约,是日本制的最强韧的铁锁练,来绑中国手脚的。……我们革命党,一定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从此处可以看到,孙先生虽然为了求外援采取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但绝不能冲破自己的底线,这一点跟袁世凯是完全不同的。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大总统的地位,他接受“二十一条”并不是为了接下来的革命,而是希望得到日本人支持他称帝的幻想。反观辛亥之后的孙中山,从未拿领土做过筹码,而对于一切想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企图,他都予以强烈的抵制。即便是1923年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订的《孙文越飞宣言》,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他还是明确坚持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这一前提条件,“坚决反对蒙古代表参加俄中会议,反对蒙古独立”,并迫使越飞明确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包括后来面对野心日益强大的日本,孙先生还是摆出了强硬的态度,他曾说过:“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在他的临终遗言中还专门提到:“我们对日本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

革命的艰难岂是外人能获知的?况且,更加不能用今日之眼光看往日之过往。特定的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并不能成为给一个真正伟人定罪的证据。污蔑孙中山的人,无非是偷换概念,因为一点小事的争议而否认了孙中山整个一个人对革命做出的贡献。

改革无力回天,革命岂能温和

有一种说法:“武夫可打天下,但治国还要靠文人,这一推论且不有历代的经验为证,单单是孙中山就可以成为教材,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可谓沿袭了中国传统专制的思想,他毕生的努力几乎体现在革命上了,而所谓的革命,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暴力战争,说到底,做了近乎一生的无用功。孙中山可以被称为空想家,而不能是合格的思想家,可以被当做武夫,而不是优秀的革命家……”

且先不说这种说法的逻辑有多么混乱,就一个证据即可反驳。《书屋》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探究日本留学生对孙中山的印象及其发展变化。在日本的留学生一开始也以为孙中山是一个不通文墨的大胡子式的草莽豪杰。随着交往的深入,日本留学生后来都明白孙中山先生与旧式绿林草莽截然不同,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相当西化和现代化的革命领袖,绝不是一个所谓的“武夫”。

清政府数次自救的改革行动都因为各种理由破灭了,无论是来自帝国统治高层对于权力的守护和对思想转变的恐惧,改革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总是收效甚微。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失败,让人们原本被燃起的希望彻底变成绝望。

青年孙中山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农民战争冲击现存社会制度,打击清朝;一是维新运动介绍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想,要求立宪,建立议会,发展资本主义。当然,孙中山知道他们的局限,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打倒皇帝当皇帝;维新派则是要拥戴一个开明皇帝,然后在君权下进行适当改良。

孙中山在决定革命之前也希望能通过改革实现富强。他曾经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并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恰恰是因为这次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破除了过去在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面存在的一些幻想,认清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革命之路显然不可能温和进行。这是由于孙先生的多次革命,一方面对清廷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逼着它们不得不在政改方面作出更多让步并加快脚步;另一方面也逐渐唤起了国内民众要求民权的意识。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清政府的立宪进程会有后来那么快吗?假如没有孙中山先生多次革命的推动,国内民众的权利呼声会那么快形成立宪潮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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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这已经是一种莫大的时代进步。当人们从被统治被奴役当中彻底转变了思想时,无论事实上是否实现,都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心的君子,他的野心随着他所掌握的权力变大而愈发膨胀。孙中山一度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但因希望借助袁氏力量尽快推翻清政府,一直对其有所顾忌,不仅身在英国时就曾推荐袁成为总统,就职之后仍称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虚位以待”。

于是,在袁世凯迫使溥仪退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于2月14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接替总统一职。但为防其背叛共和,特意与之约法三章: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法令。此后,孙中山在共和大局已定的信心之下,表示自己“十年不预政治”,而要用这段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

就在孙中山为崭新的共和国奔忙之时,新生政权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一边,宋教仁高调宣扬责任内阁,鼓吹多党选举;另一边,袁世凯也在收紧权力。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绝对多数,32岁的他俨然政治明星。但很快,星光陨落。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此时,孙中山尚在日本,正因建设事业“尚无头绪”而情绪低落,闻听血案,大惊,立即于25日返回上海。孙中山坚决主张武装讨伐袁世凯。但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很少有人赞成孙中山的决议,认为应该诉诸法律,查明真相。就在国民党内部互相争论之时,袁世凯已集结兵力,向南方进攻。这样的局势下,争论已成多余。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战火再起,共和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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