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的中国故事:满地鸡毛该怎么打扫?

文化纵横杂志   王绍光   2014-11-25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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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冷战时期国防需求的互联网,在几十年间快速经历了大型机、个人电脑和移动终端交替主导的时代,无论是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公共空间,它的样貌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起初是大型机构的机器之间串并成网,将海量信息数字化以门户形态呈现;后来发展出各种社区,部分活跃用户积极参与了内容创造,分享表达;现在则是以超大规模人际互动为核心的社会化网络蓬勃生长。可见的趋势是,以可穿戴设备为载体,人联-物联的范围与规模会继续刷新。面对这样汹涌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国家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有心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

令管理者纠结的是,作为产业的互联网和作为意见平台的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巨大的分离走向。前者愈发财源滚滚,后者不断“犯上作乱”。前者的凯歌高进,确保了互联网不会被轻率处置;后者的冷嘲热讽,则让内容运营商如履薄冰。让网络公众开心的是,互联网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淘金和娱乐功能,还能不断拓展言论表达的强度与势力范围。一些精明的人士甚至凭借定位清晰的攻击性言论乃至谣言,获得了名利双收的营销效果。这种喜乐不均的官民博弈局面终于在今年夏天迎来了拐点。

我们试图解释,监管方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局,大幅度改变了出手的方式?拐点之后,互联网是否真的晴空初现?在官民博弈的表面战团之下,投射的是何种交叠不清的中国背景?

争夺舆论阵地

2013年8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这次会议前后,针对互联网舆论领域的多项行动紧锣密鼓展开。

8月1日,“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这是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指导下,基于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与十多位网络名人举行座谈交流,达成网络言论的七条底线共识,即“共守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随后公安部主导的“净网行动”在各地集中打击网络推手和有组织的造谣、传谣者。自8月21日抓获秦火火、立二拆四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媒体报道、案情曝光的案件就有50起,涉及相关人员109人。8月25日,拥有千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行政拘留。上述行动力度之大,出手之坚决,效果之显著,震动互联网各界。加上其他商业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微博兴起以来高热不退的网络舆论开始呈现走弱的趋势。按照人民网舆情检测室的数据,负面帖文和情感词烈度显著下降,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

同时,与行动相伴随的表态发言也直接提高了调门。8月24日,《环球时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号召领导干部在网上“舆论斗争”中敢于“亮剑”。政府并不是想要一个不说话的舆论环境,而是想要一个好好说话的网络环境。10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对国家队如何挺进互联网提出了细致的规范与要求。一连串收复“失地”的强力部署,虽然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一贯风格,但其明朗的信号特征,也透露出政府对此前舆论场博弈形势的严峻判断,甚至传递了对宣传系统柔性管理策略的某种不满。

问题是,他们在焦虑什么?他们的焦虑会因行动的推进彻底缓解么?让我们将视角暂时切换到宣传系统的意识形态“守门人”立场来观察。

其一,传统媒体基本没有溢出体制,定向管理的惯性仍在,但新媒体的体制外色彩浓烈,平移延伸的控制效果可疑。在市场体制兴起以前,管理体制比较简单,人财物全管,监管顺畅;后来逐渐分离出一部分市场化媒体,它们的生死和核心干部任免由体制来决定,在不供给钱粮的情形下仍要求媒体配合监管。但在诸多非关大局的日常内容生产上,市场化媒体基本站到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这边,通过打擦边球,玩猫鼠游戏的方式,游离在监管边缘,来获取商业收益。真正感到焦虑的是,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中,或者是股权复杂的上市公司,逐利冲动更强,营销能力更胜;或者是数量众多身份庞杂的“自媒体”,载体多样,创意五花八门。监管部门,必须投入巨大人工,研发技术平台,监管成本直线上升。

其二,舆论引导对象,从以前比较明晰的单位人、社会人,向现在角色模糊的网民拓展,吃力不讨好。过去,个体的行为不会太出格;在流动性不高的乡土熟人社会里,大家知根知底,行事也多有分寸。在这种体制中,宣传系统有丰富的渠道、匹配的人手、驾轻就熟的内容和组织形式,来对身份固定的目标公众施行教化。但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时间投身到虚拟空间,让依托户籍制、单位制、档案制的管理形式失去用武之地。笼中鸟一旦跃上天空,就想挣脱各种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传统宣传系统的两大重点对象,尤其可能“离心离德”。一种是新闻联播的长期受众,一旦置身微博,发现理想和现实倒转,上半身和下半身错位,各种黑白颠倒,世界面目全非,会受到很大的震撼。一种是青少年,过去经由家庭、学校、政治社团、主流媒体的渐进训导,社会化的进程可控。如今面对未分级的舆论场,小朋友缺乏辨识能力,三观随时崩塌。就算是一些中立的公众,突然从强教化氛围走进强发泄空间,都有可能滋长对教化训导的“逆反”心理,更不用说群体极化现象催生的种种极端情绪。传统的宣传效能持续走低,应当也是宣传系统的心头隐忧。

其三,宣传教育通道从国家机器独占鳌头,向多种民间力量介入话语争夺转变。在前互联网时期,普通民众甚至社会精英都不具备直接向公众喊话的条件,麦克风只在主席台,传播接近单向。互联网的不断创新,拓展了民间精英的发声效果,降低了草根大众的介入门槛,强化了在野的表达能力。尤其是最近两年,微博扩张,由于不需要相互认证就可以接受信息,相当于在舆论场硬生生搭建起一个容纳规模空前的半公开广场,比起散布的论坛、写手的博客,微博对公共议题的聚焦和放大程度绝对空前。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比较活跃的用户账号超过1.4亿个。在最有影响力的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账号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另一组来自新浪的数据显示,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5400万,每天发布的微博超过1.3亿条,展现了喷涌的吐槽欲望;人均拥有200个粉丝,则意味着草根也建立了基于关系的传播链条。这些内容生产和公共广播的节点,从公众那里挤占了大量本来专属于国家宣教的时间。当超级大V被震慑和约束以后,中V和小V还有兴趣接力。基于典型个案的观察表明,即便是一些草根微博用户,偶尔的创作也能转发过万,将信息抵达千万级别的读者群。除了微博,社交利器腾讯QQ还在高位成长,用户的瞬间在线峰值超过1.7亿。这意味着,只要腾讯愿意,它就可以向这么多人集中广播或者分众广播。躲在QQ群和QQ聊天室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热烈交谈。为移动终端定身打造的微信平台,短短几年间就迈上了5亿用户的台阶,和相对低幼的QQ用户相比,微信正在吸引大批中上阶层加入,在那里,每天都在诞生难以计数的小众群落组织。 “人人都有麦克风”,传播层级缩短到极度扁平的“我和你”,这种将大众广播和私人耳语无缝结合的反国家模式,也是既有管控体制难以彻底消弭的。

因此,互联网上的官民博弈还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庞大的网民其实对公共议题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每天登上微博热点的十大话题中,或者在当日转发评论的前二十条热门微博中,十有八九都关乎娱乐,非关政治。但是,新媒体作为公共讨论的聚焦平台,其地位暂时不可替代。没事就好,一有事,人群还是会快速聚拢。上述格局的演化趋势,并未因为公权力的强势入场而彻底逆转,宣传系统的“守门人”焦虑还将持续。

博弈均衡:

科层官僚制受伤,民间话语退潮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官民博弈其实早已越过意识形态的内容疆界,在更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铺展开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已经分化并催生了新的社会身份群体,不同行动者的情感、价值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浮上了台面。互联网的不断壮大,为这些表达提供了建立议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针对各种偶发的焦点事件,穿透各阶层的公共讨论以“一事一议”的集中施压和可置信威胁的“井喷”模样,对科层官僚制发动了攻击。显然,互联网放大了公众监督的能力,提供了丰富的维权和抗争线索,尤其是在针对地方和基层机构/官员的个案中,展示了群殴烂打的震撼效果。正如评论者所言,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的网络围观,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一种醒目的生活方式。但是,民间也没有取得完胜,一度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公知群体在相对比较中可能受伤更重,因为他们企图站得更高,但跌得更深。

必须承认,在互联网的博弈格局中,政府部门仍然拥有巨大的能力和腾挪空间,也有较多的政策工具来谋求优势。但在更多地方层级的个案中,貌似乌合之众的网民虚拟团结,科层制板块结构的管理者反而单打独斗,异常被动。一般说来,政府本来具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集中表现为各种资源优势。尽管政府可以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但在最具创新性的科技领域很难产生预期效益。相反,被互联网扭结起来的散户网民,开始具备一些潜在的优势。例如,流动性带来的机动优势、规模化带来的种群优势、“人民身份”带来的道德优势、云智慧带来的理性优势以及移动技术带来的工具优势。经常看见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的铁砂掌击打网民的棉花团,官员的金刚钻掉进了舆情的沙尘暴。强国家-弱社会的力量格局得以局部逆转。

造成官僚制被动的核心原因,可以大致表述为:传统的以确定性为设计原则的政府职能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新的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网络事态。

传统的政府部门不仅“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它更有严格的行政管辖边界和清晰的权责界分。在科层官僚制的设计原则中,政府部门要应对处理的事务,也局限在特定辖区和专门条口,从而形成了职业化、专业化、法制化的部门处置原则。但互联网时代的诸多事态一旦扩张爆发,就很快逾越这种界限。在全网关注、全民参与的极端情形下,网民不受行政辖区、户籍身份、专业条口的约束,以高度离散的方式对案例展开聚焦围攻,地方层级的任何部门都很难招架。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受法定规则和组织流程约束,既不可能7×24小时全天候响应,也不可能及时瞬间回应。但互联网的传播特征是不分时刻,即时出现,随时爆发,而且民情一旦喷涌,事态便可绕过行政阻塞到达高层,舆论硬伤带来高概率的仕途损伤。对于涉事的机构及官员,要么是“体制性迟钝”引发“怨恨式批评”,要么是高压倒逼高阶主管做出超常规反应,日积月累,不仅人困马乏,步步惊心,官僚制的常规架构和稳定运行也屡遭冲击。

传统的政府部门及其管理者“在其位谋其政”,主要关心自家地盘的事。但网民们“操着中南海的心”,地方个案很容易升级放大为体制问题,不同地方的个案还不断叠加,产生复杂的“连坐”问责效应,即:A地的负面事件,会在B地发生负面事件时,被网民加总为“政府”的错。在现有机制下,不会有任何一个机构来承揽“抽象政府”的责,于是,“抽象政府”的公信力流失,最后又反过来恶化了网民对具体部门的行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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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互联网 新媒体 民间话语权 官民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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