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民国范儿!当地下党的北大最年轻教授

观察者网   潘维   2014-11-25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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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先生像

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2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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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伯涵 关键词: 陈翰笙 地下党 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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