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少将:新疆反恐的关键在“破心中贼”

同舟共进   王绍光   2014-11-20 11:35  

原标题为“新疆反恐:要破'山中贼',更要破'心中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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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今世界各国对付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难题,就是难以消灭其采取暴恐行为的仇恨之心。总结新疆前一阶段反恐的经验教训,可看出“破心中贼”即治本更重要,否则“破山中贼”即治标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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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多忧患,机遇伴挑战。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非传统的暴恐威胁也在增长。自2013年10月新疆“东突”恐怖分子在天安门前实施自杀式袭击以来,2014年又连续出现昆明车站恐怖屠杀、乌鲁木齐菜市场的血腥爆炸乃至“7·28”莎车事件……这些血案使反恐斗争的范围由新疆扩大到全国。面对不断出现的暴恐事件,若只将其看作因外部煽动造成的意外偶发行为,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方式处置,显然已不合适;正确而理性的应对方式是探寻深层次内因,寻求通过社会综合治理的方式加以化解。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今世界各国对付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难题,就是难以消灭其采取暴恐行为的仇恨之心。总结新疆前一阶段反恐的经验教训,可看出“破心中贼”即治本更重要,否则“破山中贼”即治标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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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问题是关键

不久前,笔者曾到中东地区考察反对极端恐怖势力的情况,看到那里震动世界的烽火硝烟,再环顾我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深感宗教极端势力滋长及打击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东突”势力的疯狂,既受当前的国际大气候影响,也受国内小气候所影响。出现一件件血淋淋的恐怖事件后,追查境外敌对势力煽动和策动的线索固然重要,但内因毕竟是出事的首要根源。打个比方,境外敌对势力和新疆内部少数暴恐煽动者相当于“雷管”,贫困地区一些极端宗教痴迷者以及对社会不满的愚昧者相当于“炸药”,如只有“雷管”没有“炸药”,也引不起大爆炸。

有些人单纯抱怨新疆暴恐出现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不当所致,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忽略了历史和当今世界形势变化的片面之谈。新疆“东突”分裂思想思潮,其祸源由来已久,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叛乱,建立过伪“东土耳其斯坦国”,叛乱者带有大规模民族仇杀的恐怖性,在伊犁曾有过一次残杀上万人的血腥记录。1949年末新疆和平解放,一些悍匪如乌斯满等又打起分裂和宗教旗帜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剿灭。50年代初期新疆实行了土地改革(主要还是采取和平方式),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贫苦群众分到土地和财物,衷心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企图制造暴乱的分裂势力丧失了社会基础。直至70年代末,新疆局面相对稳定,虽仍有刑事犯罪、民族矛盾和一些动乱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却极少有恐怖袭击。

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比较稳定,有着当年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但当时并不可能解决潜在的分裂思潮,只是迫使其暂时蛰伏。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以阶级斗争解决民族问题,强调“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动乱中新疆也出现了建立各派造反组织,出现过武斗内乱,不过那时的派性还是以政治观点划分而不是以民族划分,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占主导。当“文革”的狂热冷却之后,多数人对过去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反感,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文革”对法制的破坏以及“打砸抢”风气盛行也对后来民族间暴力事件增加产生重要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新疆各民族间相处之所以比较和睦,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原因,便是解放军、汉族干部和移民到达当地后帮助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民族发展经济,传授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当时国内又实行计划经济,分配时搞平均主义,各民族成员收入差距不大。新疆职工的工资在国内又属一类地区,比内地高出许多,这在“拿死钱”的时代还有一种收入上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前的国门处于封闭状态,外部影响难以进入,宣传无神论还压抑了宗教势力发展,因而那时的新疆很少受到外部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何况当时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和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也未形成太大气候。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疆也打开了封闭之门,过去尘封的一些潜在矛盾遇到外来空气刺激,马上激化起来。取消阶级斗争的口号和政治教育淡化,使社会上又以民族来划分身份归属。1980年南疆首次出现了有民族分裂情绪的群体性骚动,仇视汉族的“黑大爷”称呼开始流行;同年新疆又出现撤走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风潮,更加剧了排斥他族的狭隘民族观念滋长。面对这一意外形势,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1975年取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稳定当地形势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最严重的问题即当地社会基础出现不利变化的情况并没有解决,在90年代后又催生新祸端。

从总体上看,民族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心问题。 80年代以后新疆不稳定因素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恰恰是部分民心出现了问题。

境外“双泛”的影响与转型期的新矛盾

看一下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世界,恐怖主义在中东滋长并蔓延到美国等地,这是新疆暴恐活动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伊斯兰革命”兴起以及中东石油富国强势,加上苏联解体后一些穆斯林占主体的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乃至周边地区的影响扩大,并严重影响新疆。这种思潮又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恐怖袭击在美欧、印度、俄罗斯都成为巨大威胁,中国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

恐怖主义是人类政治斗争的怪胎。笔者到中东地区做过实地考察,并研究过那里的战争史,发现从1947年至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还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常规战争。由于伊斯兰国家同以色列打常规战争屡战屡败,深感无法以正常作战方式对抗,于是从70年代以后转而采取劫机、爆破袭击、人体炸弹等手段对付以色列及其“后台老板”美国,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军力失衡的情况下这种袭击愈演愈烈。美国在“9•11”事件中也尝到袭击的苦头,不过却采取“祸水东引”的方式搞双重标准,即在西方国家大力打击极端恐怖势力却又鼓励其向俄罗斯、中国方向发展。

极端恐怖暴力事件与极端宗教情绪滋长密不可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此时国内又出现了人称“信仰危机”的思想动荡,本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新疆便出现了宗教情绪的大回潮。如1976年末新疆只有清真寺500余座,1979年增至2000座以上,1981年增至4700座,现达到4万座,人均高居世界第一,这还不包括地下“讲经班”。正常的宗教活动是合法的,大量守法的宗教神职人员宣讲教义时并不鼓动暴力,不过地下“讲经班”风行并把宗教引向极端的邪教道路却是可怕的。

有了宗教极端势力狂热滋长这一土壤,国内地区性和族群经济失衡又成为动乱爆发的种子。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照顾,国内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新疆职工实际收入日益落后于沿海省份,族群间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差距。

多年来,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大多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的社会转型,再加上当地自然条件较差,老式的“土里刨食”方式不能带来太多收入。而且新疆相对偏僻,周边国家经济比较落后,产品到内地运费又很昂贵,人称“萝卜会卖肉价”,自然销售困难。当地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有着地理上的困难,导致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农村多余劳力又缺乏土地可承包。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能掌握全部资源并且不计较赢利,可以用超经济行政调拨方式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新疆便明显陷入弱势,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比重较大的南疆近年来已列入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多年间,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措施,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大幅改变一些落后地区的面貌。虽说“扶贫”年年搞,政府干部和驻军送衣送物,却只能解一时之困而解决不了长久问题。南疆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大量“三无”现象──无户口(按宗教习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造成)、无学历、无业,这与当地汉族基本坚持一胎化、青少年普遍就学和就业率高又形成鲜明对比。近些年来新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矛盾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

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必然文化落后,加上过去教育问题的一些失误,导致双语教育缺失,不会说汉语的青年外出难找工作。从新疆全区看,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最强,正是在那里滋生出一批批挥刀凶犯和“人体炸弹”。对近年抓获的暴恐凶犯若做一下具体分析,便能发现大都出身贫穷,文化程度低下,还有不少人未上过学校而只进过地下“讲经班”。他们所信之教义超出正常的《古兰经》,而信奉近于疯狂的邪教,最终被洗脑成为狂徒。

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在国内日益普及,也为暴恐思想传输提供了新通道。网络的发展快速传播了各种新信息,却也成为境外极端势力向新疆传播分裂、暴力和恐怖手段的重要渠道。2000年以前新疆一般居民还不会上网,至2009年网民便超过700万,已占人口的1/3,如今偏僻乡镇的普通青年也多数能上网,一些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更是泡在网吧里。这些人大都掌握了“翻墙”技术,能突破国内网管而浏览境外“东突”网站。笔者到中东与当地一些反恐专家交流,他们反映那里的暴恐分子看的视频多是《72仙女》之类,这恰恰与境外“东突”网站传入新疆的内容一致。痴迷者进入这种网络游戏后,杀人如同鼠标点击的“过关”,达到屠杀的最高境界后就能进入虚幻的“天堂”,在那里可以享受仙女的色情服务。那些在平时生活困窘且思想极端的人一旦进入这些虚拟世界,就自感参加恐怖袭击是“圣战”,丢了性命却能进入纵欲享受的“天堂”,常人很难理解的自杀式袭击正是建筑在这种思想基础上。

 仅靠“严打”已难根治

人们想深入地总结治疆的历史经验,又不能讳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上出现过的一些失误。80年代初在西藏、新疆撤退汉族干部和扩大地方权限、大规模恢复宗教活动的政策,酿下了极端势力滋长和一些基层失控的隐患。全国解放初期,某地有什么危险迹象往往能及时上报,甚至某个人行为不轨都受到注意,自80年代以后却长期出现信息不灵状态。不少基层干部对身边的不良迹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突发事件屡屡出现且经常缺乏预警。

新疆分裂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驱动。近年来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些照顾措施,发展经济,自然会让当地人都能心怀感激并维护国家统一。这种想法,其实未意识到那批有极端狂热民族情绪的人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什么优惠也不会改变其分裂国家的想法。例如“藏独”的理论根本不承认西藏从古至今属于中国多民族大家族的一员,“东突”的理论也认为自己的母体是“突厥”而对中华拒绝认同,对这些数量不多但影响不小的顽固分子只能强力打击而无法以经济方式实施感化。

若仔细回顾新疆反恐斗争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已经进行了20多年,暴恐势力长期难以遏制且愈演愈烈,恰恰说明新疆经济的发展并未能同步促成社会安定。1990年4月4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发动了“巴仁乡暴乱”,围攻政府机构并杀害6名武警战士,成为新疆解放40年后首次发生的严重武装暴乱,也是90年代新疆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端,此事件虽被迅速平息,但随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却在新疆持续发生。

新疆最早出现的恐怖爆炸,始于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的预设炸药包定时引爆,此类袭击在90年代末达到高峰,不过此时“东突”分子一般还不采取自杀式攻击。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国际上对泛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普遍予以谴责,“东突”分子制造恐怖爆炸一度有所减少,侧重于在国际上进行“独立”政治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因西方对“藏独”闹事和外逃的“世维会”首领热比娅给予支持,新疆暴恐活动又重新上升,出现一名年轻女子想以汽油引爆赴北京的飞机未遂和开车冲撞武警的自杀式攻击事件,这又表现出国际上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命殉道”的特点,也说明外来的“圣战”方式影响到国内的极端分子。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暴徒残杀大批汉族民众事件,新疆军警在各处紧密戒备,少数民族群众对闹事者也日益厌恶,“东突”分子又侧重实施小群体秘密组织的自杀式袭击,以此刺激眼球并制造恐怖心理,并将其扩大到内地。2013年10月在天安门前发生的自杀式爆炸,2014年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现的恐怖袭击,以及5月22日乌鲁木齐市场上四名“殉道”者驾车冲撞和爆炸,这些持续不断的恐怖行动都发生在中央加大对新疆的经济投入之际,说明经济因素并不能抵消政治诉求。

新疆在长时间内一直强调对暴恐势力露头就打,强调“严打”的声音可称全国各省区之最,却出现了暴恐活动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境外因素外,内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方式也有值得深刻反思之处。如果正确地为反“东突”这一斗争定性,其本质是一场艰难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治安问题或经济问题。过去有的人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严打”和发展经济方面,对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重视,结果治标不治本,这是最根本的教训。

采取“严打”措施镇压恐怖暴力犯罪分子,对维持新疆稳定的确非常重要,不过有识者要看到恐怖袭击只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能从社会基础上粉碎这种极端的政治要求,只想以经济照顾和治安措施求得稳定,其结果肯定是经济发展与维稳脱节,恐怖犯罪分子会如同“割韭菜”一样很快再生。

“东突”的政治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刑事犯罪,还体现为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国内外组织煽动者。通过分析暴恐活动的过程,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冲在前面搞暴恐的打手大多是没有文化并易受煽动的年轻人,在后面煽动和提出分裂和暴恐理论并进行宣传的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境外开设网站的“东突”分子便精通现代网络知识,境内也有一些高校教师和学术单位人员提出系统的民族分裂理论。如国内前一段依法惩治的一名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便在网上大力颂扬新疆的暴恐活动并宣扬“东突”分裂理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对中国政府惩处此人提出指责。当前西方一些势力把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为此鼓励中国境内的反政府极端组织,这又助长了“东突”的气焰。如果对这种复杂且深厚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缺乏认识,只单纯搞“严打”和实行经济优惠,都不可能断绝暴恐的源头。

 回顾改革开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的责任,其主要根源还在于民族工作的一些指导思想还没有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而且一些领导人长期受汉族“大一统”观念影响而对民族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过去一些干部只求任内不出事,不愿认真分析和解决深层次矛盾,仅仅求表面稳定和短期效应,在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方面不作为,后果自然是只治标不治本,众多矛盾就会留给后一任。

“慢性病”需综合治理

纵观中华历史,新疆问题的复杂并非出于当代,实属千古难题。作为古代盛世的汉朝、唐朝各自实控西域都不足百年,清朝以“故土新归”的解释再平定当地并以“新疆”命名后,也出现过一系列叛乱包括阿古柏占领新疆建立伪“洪福汗国”的分裂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以革命斗争和阶级划分的方式争取到少数民族的下层,才真正做到对基层的有效控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气候出现大变化,新疆过去潜在的矛盾重新上浮并增加了新难题,有人形容出现了“慢性病”“综合征”状态,需要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认同、军事打击、治安管控和发展经济等诸众领域多管齐下实行综合治理。

治理社会病与根治人体病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能只靠医生,还要求教于病理学家。正确分析新疆问题的复杂“病理”,还是应该以政治斗争为牵引,基层建设为重点,再辅以经济优惠和强力镇压暴恐势力,采取这类综合治理才能扫荡“东突”势力及其思想的社会基础,而且要看到这肯定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工程。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西藏、新疆是中国大陆上分裂思潮最严重的地方,达赖喇嘛还是在欧美影响最大的分裂主义旗帜。不过以西藏、新疆两地比较,新疆问题的严重性甚于西藏。藏族毕竟是单纯的国内民族,藏传佛教(喇嘛教)还是国内宗教,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却带有国际性。新疆的“东突”势力把境外的宗教圣地视为心灵向往处,而且认同突厥为自己的民族属性,把自己思想、种族的根子都放在国外,想铲除这一内外勾连的势力及其思想无疑难度更大。

当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是实行了群众路线,2013年以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强调了群众路线教育,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能否达到政府与群众同心、各族老百姓利益紧密相连。此前相当长时间里新疆诸多矛盾出现,最严重的恰恰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了心理失衡,自感在社会进程中被边缘化,人心归向和认同感出现了问题。没有群众支持,打击“东突”势力及其暴恐活动就会耳不聪、目不明,争取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参加打击分裂势力才能促成这一斗争的胜利。

新疆反分裂斗争同样要“软”“硬”件并举。“软件”方面,是要大力扫荡“东突”分裂思想以达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硬件”方面则要提升各民族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公并增强反恐力量。这两方面的工作又是相辅相成的。广大群众看到在政府领导下能得到实惠,思想上才能增强认同。有了思想认同感的增强才能促成社会安宁,发展经济又能得到基本保障。为此,新疆的经济投资不能只算经济效益账,一些暂时没有太好效益的工程也要上马,从长远利益看这是必须去做的。

当今治理新疆的举措,已经进入了政治上打击“东突”和发展经济双管齐下的新局面。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大批工作队深入基层,扫除过去的“死角”,已经改变了一些地区管控无力的状态,众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产生了变化。例如在今年7月追捕恐怖分子时,出现了上万维吾尔族群众参加包围搜索的场面,当年“人民战争”的情景又重现于现在的反恐斗争中,这恰恰是胜利的希望所在。

如今,国家数千亿元的援疆款项相继到位,并与西部大开发的整体规划相连。新疆作为中国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过去长期缺乏充分开发,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守着地下宝藏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东突”势力便以此作为煽动的口实。现在国家加大开发力度,并努力解决运输瓶颈制约和市场不畅的难题,有望在不长时间内大幅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并缩小差距。在南疆这类有大量“三无”人群的地区,下一步能达到人人有稳定工作,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并完成扶贫,“东突”分子及其思潮便会大大丧失影响力,对其进行打击也会容易得多。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物极必反。2009年出现震惊全国的“7·5”暴力事件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治疆大动作。2013年以来,“东突”势力连续制造震惊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恐怖袭击大案,以自杀式攻击作为威胁社会的主要手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反映。这些恐怖活动确实达到了部分威胁效果,例如2014年春前往新疆旅游者一度下降四成,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也产生犹豫。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此残杀无辜的暴力行为使西方政府也不能对这些极端分裂势力公开表示支持,如奥巴马在今年新疆“5•22”事件后首次使用“恐怖袭击”一词对其进行谴责(过去只用“暴力事件”一词)。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协会”作为“东突”的旗帜也丧失了许多支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民众中,绝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类暴行,伊斯兰宗教人士也发表声明说明这是背教之举。从这个意义上看,“东突”分子近期的极端疯狂,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实施全面打击的机会。相信通过创新思路,将反恐、扶贫、发展经济与加强思想和基层政权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相结合,能够改变单纯“治标”而达到“治本”,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就会旧貌变新颜。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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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伯涵 关键词: 新疆反恐 政治理念 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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