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火了,当年毛爷爷到底怎么搞外交?(2)

革言   2014-11-17 10:02  

到1958年就出现了长波电台问题,中苏联合舰队问题。那个时候整个通讯都不发达,舰队的续航能力不够,苏联要想跟美国争夺太平洋就必须要在靠近太平洋的地方建长波电台和太平洋舰队通讯,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就比在莫斯科、苏联远东建长波电台要有效得多,能够对整个太平洋地区进去覆盖,苏联军方就跟彭德怀提出来,在中国建长波电台。中国说如果要建的话,就必须要分成。

紧接着苏联要想跟美国争太平洋的控制权,要发展潜艇。苏联没有不冻港,就要到中国来。中国的沿海地区如果可以跟苏联联合起来,再加上越南,建立共同的联合潜艇舰队,苏联提供技术,苏联指挥,那岂不是太平洋都是共产党国家的了,他认为这个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没想到毛泽东不高兴,把苏联臭骂一顿,整个事情就闹得不可开交。

这些东西其实都反映了大家不对方当兄弟了,苏联也是这个感觉,中国要导弹、要原子弹技术包括要其他的工业设备、先进技术苏联,其实苏联内部很多人也是不高兴的,苏联很多的东西自己还没有搞起来,设备刚刚弄好,中国要,没办法,统统运到中国去。赫鲁晓夫认为中苏之间就应该是这样兄弟关系,可是反过来为什么你就不给我了呢?

1950年中国和苏联的结盟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大型工业建设项目,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帮助一个过去毫无基础,既不能造飞机、也不能造汽车的贫穷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内,把整个重工业基础、国防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了。

中苏结盟对中国的利益非常大,得远远大于失

主持人:“一边倒”倒向共产党集团,应该说对我们中国的工业化,对中国政权的巩固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是得远远大于失。但是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后,中苏之间从相互论争到基本不来往,后来甚至武装对抗,我们跟美国之间也非常紧张,中国外交陷入低谷,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困境是什么样的?

杨奎松:中苏关系破裂,跟刚才提到的民族主义有关。共产党看起来是无产阶级党,党是批判、反对民族主义的。但任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正在建设中的民族国家,都有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所谓这种民族主义不可避免的从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可能说很简单的从所谓的阶级角度,超民族、超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中国跟苏联交往、跟美国对抗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起作用。

共产党建国以来,最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要爱国,爱国表面上他跟民族主义好像有区别,但其实鼓励的是这样一种民族情绪,你要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要一切都为国家、为民族着想。

主持人:共产党国家关系破裂,都是因为对对方的民族心理解读不够。

杨奎松:一个是解读不够,再一个外交关系变成兄弟关系后,很多东西根本就说不清。很多时候本来对大家都有利,结果因为民族情感问题变成了互相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高层领导人的问题,是当时整个社会心理的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也不能够左右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必须去顺从这个情绪,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所谓中苏谈判当中的四个核心公司的问题,当时中国造船,航空,勘探有色金属、石油都不行,所以就想用苏联的技术在这四个方面建逐个核心公司。这是中方提的,苏方也答应同意了,当时定的是50%,双方一人一半的资本。这个核心公司的消息一传回国内,北大、清华和武汉的学生都上街游行了。

当时整个中共宣传以及国民所接受的心态,认为主权高于一切,50%等于把主权让出一半,凭什么跟他搞,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搞,应该百分之百都是我的,你可以给我技术,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资本投进去了。中国当时把西方各个方面的外资都要赶走,而且正在赶走的过程当中,你把别人赶走,又把苏联的外资引进来算怎么回事?这种关系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

很多人不习惯新时代的外交,怀念毛泽东时代

主持人:(中苏关系破裂后)外援断绝,中国从受援国变成一个纯粹的援助国,整个经济在那个阶段步入低谷。邓小平应该是一个新中国历史的扳道工,从文革转向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一种新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怎么样考量的?

杨奎松:我想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理念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关于革命性思维的调整,放弃了外交把很多意识形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然后把外交变成一个纯粹国家的对外的工具,所有外交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承认民族国家利益的存在,不光是承认的问题,而且要千方百计的争取、维护或者说尽量避免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害。其实外交的本质是妥协,不是一个争斗的问题,不是你怎么想办法压制别的国家、民族以取得你不该取得的利益,或者说你认为那个利益就应该是你的,别的国家都应该怎么样。

外交最主要的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平衡,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相互都要对利益边界找到合适的点,相互要做让步和妥协。

邓小平时代把外交基点做了调整。但毛泽东时代是革命国家,有革命性思维,跟美国就没有办法相处,国家问题变成了斗争,不是我克服你的帝国主义,就是你压制我的革命政府。

到了改革开放后,完全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外援助,外国跟中国的关系,基本上就变成了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其他问题不考虑。

世界革命思维的结束以及所有对外革命支援的结束,反映了新时代外交思维的建构,这是一个新的外交开始。

但今天这种外交新的形式很多人不习惯,他们觉得毛泽东在时多强势,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很强的态度和力量去对抗。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从1950年出兵朝鲜、1950年的援越抗法一直到1959年跟中印边界冲突,到1962年的中印的边界冲突,都是很强势的。

外交更多是互相妥协,而不是强势姿态

主持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帮助很大。幸亏文革期间没有什么余钱,有了余钱就有世界革命了。近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不是通过革命,是通过经济发展,展现友善形象来实现的,而且通过加入WTO,进入了世界秩序,中国从别人看来比较危险的国家走向和平国家。

杨奎松:今天中国正在逐渐树立新的和平形象,整个外交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线索是非常清楚的。过去总是有一种悲情意识,总有一种被压迫的意识,所以会采取反抗的方式来表现,矛盾有时候就很难缓和。

在周边的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弱国,在他们的长期记忆当中的中国还是一个很强势、很革命的、很外向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自己老说是爱好和平的的国家,我们要考虑到周边的很多国家其实可能还抱着很强的戒备心理。

今天确实跟周边还有很多矛盾,很有问题没解决,领海的问题,包括边界的问题,这些都可能发生摩擦和冲突,怎么机智、灵活、有智慧的解决是很难的。

(原文摘自:[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七杨奎松谈大国外交,有删节)

关于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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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国 外交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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