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统治者的智慧:民族认同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珥   2014-11-14 17:09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这是大清凭借“枪杆子”夺取政权之后,能够迅速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对执政合法性资源之“饥”,成为这个新政权的政改之“机”,也造就了其最终走出“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之“基”。

顺治二年(1645年),精锐的八旗军在31岁的豫郡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攻击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江南的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清王朝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七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被“绑架”的读书人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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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1597-1666),明末清初人,字宪斗,号辉岳,辽东沈阳

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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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举考试场景。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四次科举。这五次科举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造反夺权阶段的政治团体,已经在为接管政权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并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新政权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成(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他们都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六年内,清廷共祭孔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接受,在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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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登国元年(38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末年(1368年),总共983年中兴起了北魏、辽、金和元4个少数民族的强大政权,加上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296年,这5个少数民族政权总共享有了1278年“国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举着他们各自图腾的同时,也高举着孔子的大旗——这实际上成为其政治上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些政权的治下,无一不是多民族的国家,而能够弥合复杂的民族矛盾、文化差异的力量,就是来自对儒教这一“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提倡。

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保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五场科举,进行“开科取士”的实践尝试……大清终于“渐就中国之制”。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实习”。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一统江山”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大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将皇太极时的“进讲”制度化,实行“经筵日讲”。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更合理也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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