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恶臭的民国环境:还能不能让人好好穿越了(2)

独家网   倍倍   2014-10-28 16:56  

除了北平,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广州。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广州城市街道拥挤不堪。居民生活空间狭窄。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当时,广州不止居住空间拥挤,而且街道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若气候条件适宜,极易引发瘟疫。《申报》曾经这样议论道:“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熏蒸,闻之易生疠疫。”在批评者看来,广州极其脏乱的街道环境成为诱发瘟疫的重要因素。

街头的麻疯病患者(1927-1928年)

街头的麻疯病患者(1927-1928年)

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这些水源常常因海水倒灌,生活垃圾、污水、死物的倾泻,沟渠、沁井、小便所等场所秽水的渗入,污染非常严重,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古代广州主要排水系统为六脉渠和护城濠,此外还有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六脉渠是一种砖石砌筑的暗渠,贯串城内,渠通于濠,濠达于江海。护城濠分为东濠、西濠、南濠和清水濠四段。晚清时期,六脉渠大部分为民居跨占而渠身阻塞。内街渗井和石板明渠设计简陋,前者常因水溢而致满屋污臭,后者常因渠水阻塞而致水淹。此时广州排水系统已成为蚊蝇孳生、污浊恶臭之所。疾疫丛生之温床。想想看,你喝的水是这样的构成的话,你还有想穿越回去的心思吗?

美国《生活》杂志图片库中,民国时代广州的旧貌

美国《生活》杂志图片库中,民国时代广州的旧貌

长期以来,中国官民公共卫生意识普遍淡薄, 缺乏卫生防疫观念,一旦疾疫降临,往往表现为集体性迟钝。通常,在瘟疫流行中,染疫丧命者以华人居多,每居十之八九,而西人仅得十之一二,差异非常之大。粤东西医学士江英华指出,其主要原由在于西人“卫生有法,善顾卫生”,而华人“常多不知卫生”,并“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至于官方卫生行政职责,基本处于缺失状态,结果导致城市卫生管理流于失控,城市卫生问题丛生,尤其是环境卫生,脏乱不堪。

1918年福州的贫民区

1918年福州的贫民区

天津在民国时期是各国租借聚集的城市,在晚清时期甚至比上海还要城市化一点。1860年天津开埠后,城市不断发展壮大,伴随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表现为街道拥堵、污水横流、垃圾杂陈等,被外人目为中国“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据二十年代末天津的市政调查,当时天津居民随地便溺、乱倒秽水污物已成顽疾,许多巷口的垃圾箱形同虚设。人民的种种不良卫生习惯和政府管理的疏漏,使天津成为一个臭气熏蒸、秽物脏水狼籍的城市,不合公共卫生之处,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是触目皆是、堆积如堵的垃圾。天津市每日产生的秽土,由6个清洁分队收集而来的约有200余吨,再加上自行倾倒于秽土待运场的,总计不下250吨。如此多的秽土,靠300多辆手车和4辆运秽汽车,偶尔再济以民船乡车运载,每天仅能运除秽土百余吨,结果每天都有近100吨秽土遗留在待运场无法运出。截至1935年3月,天津市已有23个秽土堆积处,共存秽土31,645吨。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租界内“每日扫除街道,灰土瓦砾,用大车载于旷野倾倒之,夜晚则点路灯以照人行”,以致观者感叹“清理街道,无秽气熏蒸,不致传染疾病。为益甚大,何乐如之”。义和团事变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为了恢复秩序,营造洁净的居住空间,1900年7月成立了天津“临时政府”,下设卫生局。临时政府卫生局是天津城市卫生管理专职机构的肇始,在它的主持下天津进行了一系列卫生近代化的改革,也为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借鉴。卫生局的“清洁办法”主要规定居民每日须将自家门前清扫干净,垃圾不能堆积在院内,也不能倾倒在没有木牌的地方,而且明令倾倒时间冬季在早上8点以前晚上4点以后,夏令在早上7点以前晚上5点以后。打扫公共道路、清理秽土、拉运平垫洼坑等任务则分派给育黎堂的贫民,每日大约在200名左右。临时政府除要求居民自行负责门前清洁之外,还设立8个工程段,专门负责管理厕所、重要大路和沟渠的清理及疏浚工作。卫生局面对天津的道路状况,还制订了为期3个月的清道计划,从道路清洁和秽土处理两个方面着手整顿,“以告成最新之环境”。

但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包括天津和南京在内大城市里,国民政府并没有把道路清扫当作公共事业来办理,反而成了他们牟利的手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亲自推荐37岁的刘纪文出任南京市长,兴建了第一批公共厕所,统由“清道夫”打扫保洁。而这个公共厕所容纳的粪便,也成了一种盈利的来源。当时许多的农民要进城来收粪肥田,这是因为南京水土肥沃,农业发达,那时又无化肥,全靠天然的粪便,乡村里需要量大了起来,渐渐的,农民们还象征性地付一点费用。因此,家家户户的马桶和茅坑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89岁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老南京张翰林曾经这样回忆道:“后来,南京就出现了一个行业,叫做粪业。因为南京是民国的首都啊,来往人员频繁,于是就有私人开始建立厕所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南京的私厕很多,是收费的,可能是受到了上海收费公厕的启示。大概是1917年4月,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减少当局对公厕的支出,将一处公有公厕承包给商户‘王荣记’经营。承包合约规定,公厕须按公董局规定时间开放,承包人须日夜负责公厕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承担公厕的用水、照明及一切修理费用。每月由‘王荣记’交公董局‘包银5元’,并允许其实行‘售纸收费经营’。”

民国征收粪便税的报纸

民国征收粪便税的通知

南京私厕数量夸张一点说,差不多是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效益,私厕甚至专门雇有“掮客”,一方面看守厕所,一方面拉客入厕。这种现象在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但首先想起来收捐的,是四川督军杨森,他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因为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矛盾就出现了。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税务局收税天经地义。最后三家机构协调的结果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收粪捐。

街巷里的私厕数量增加后,粪便成了“香饽饽”。厕所的管理者们就想到了一个粪便清除的好办法:招商承包,即向社会招商,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招标的商人自行雇人清除粪便,并交付相应的粪便承包费,这样,粪便被清除了,厕所的所有者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看到了吧,就算你想去个公共厕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有人为了这些个东西想尽办法,试想一下,你穿越回民国的街道,以为自己变成了林徽因、徐志摩了,可是你却变成了路边的“王二麻子”。你每天走在恶臭的街道,喝着被严重污染的水,吃着不明死因的动物肉食,甚至等你想去个厕所,还有人会拉你到这个厕所,另外一个人威胁着你说要去他们的厕所,让你连上个厕所都没有选择权,你还想穿越回民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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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民国 环境 卫生 肮脏 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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