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文艺座谈会:文人到延安,搅动一池水

文史参考   李响   2014-10-21 10:17  

1936年初冬,陕西洛川以北。

黄土高原上,一队骑兵护送着一个女子,驰往保安方向。

这女子刚刚把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穿着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即使亲朋好友,远看恐怕也辨认不出,她就是曾经名扬海内的左翼女作家——丁玲。

丁玲

1938年的丁玲

此时的丁玲,是在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后,经多方营救终于重获自由。牢狱生涯使她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绝望,决心投奔陕北的中共中央。

作为第一个去陕北的著名文化人,丁玲的到来对中共意义重大。抵达当晚,她就被请进中央驻地最大的一间窑洞,参加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茶话会。中共高层领导悉数到场,丁玲首先看见的是坐在窑洞门槛上的周恩来——陕北艰苦,椅子不够,周恩来便一直坐在门槛上。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一边踏进窑洞一边问:“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呢?”看见丁玲,毛泽东走过去表示欢迎,还特别提到杨开慧是丁玲的中学同学。

几天后,丁玲主动请缨去陇东前线。她收到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发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人奔陕北,自丁玲始,无人预料此后的时代洪流,将奔腾向何方。

640.webp (1)

贺龙与夫人薛明。两人是在延安恋爱结婚的,薛明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女学生,时年22岁,比贺龙小了整整20岁

从革命圣地到文化之都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国民党政府在西安到延安途中设立九道关卡,1941年之后还派胡宗南率四十万大军封锁,都没能挡住这股弃暗投明的“移民潮”。知识分子的到来,促使革命事业进入新阶段,共产党开始为民主建国作人才和舆论上的准备。几年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数倍于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兵总数。

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土窑洞里,延河水边,处处谈笑有鸿儒。虽然不能给每个知识分子都开个丁玲那样的欢迎会,但中共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如果老师们在其他学校兼课,还另有补助。

冼星海刚到延安时,吃不下小米。诗人光未然写了《黄河》组诗,冼星海受诗句感动愿为之谱曲,但是据传说,他提出:“必须每天给我吃一只鸡,要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在延安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那么多鸡,组织上只好想办法给他弄了两斤白糖。延安白糖一元一斤,是重庆价格的四倍,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小半个月工资。冼星海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六天不出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

1940年夏秋之交,茅盾到延安参观,对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印象深刻。校舍是延安唯一的石结构西式建筑,整个延安只有鲁艺学生不住窑洞而住“洋房”。鲁艺教师虽然住窑洞,但“艺术家们运用巧妙的匠心,从最简陋的物质条件中将自己的家布置得或清雅,或雄伟,或奇特”。木刻艺术家马达用镢头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移来一株两米多高的洋槐,又把门口两侧的黄土坡削成方方正正的台阶形,然后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的土沙发。

延安文化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觉缺一个能聚会畅谈的沙龙场所,有关部门便打了一个三孔窑洞,作为“延安文化俱乐部”。门窗绷着薄纱,墙壁也涂了颜色,屋里有沙发、地毯、挂灯、留声机、陶瓷器皿……这个“顶级窑洞”算是延安最奢华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末,华君武(左)和音乐家冼星海(右)、音乐家盛家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影

20世纪30年代末,华君武(左)和音乐家冼星海(右)、音乐家盛家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影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在延安,扔下锄头拿枪杆子打天下的工农红军被惯称为“老干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出身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双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仅从一件小事就可看出观念矛盾:钟表和手表在延安是非常稀有的珍贵物件,打仗过来的官兵除了指战员几乎没人有表,也不需要表,作息以号角为准。典礼、开会等集体活动无明确时间,什么时候主持活动的领导到场,什么时候宣布开始。“原地待命”对于革命队伍里的战士来说天经地义,他们丝毫不会有怨言,但这种习惯对于视浪费时间为“谋财害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学昭曾留法十年,她在报上写道,开一次会“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差不多”。

老干部们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纪律严明,生死都听凭组织安排,他们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标榜个性,不服从组织安排;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用周扬的话说,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时候“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连杀头都不怕”,但到了延安,却说“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觉得他们没文化,“头脑简单”。

作家王实味肖像画,1937年10月他只身抵达延安,从事翻译马列原著的工作,因文惹祸,1947年,被秘密处死

作家王实味肖像画,1937年10月他只身抵达延安,从事翻译马列原著的工作,因文惹祸,1947年,被秘密处死

许多在学校、医院等专业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干部不懂业务却担任领导职位也多有不满。1941年11月,丁玲在延安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主人公陆萍是上海产科学校的毕业生,她奔赴延安,分配到医院工作,任劳任怨,也处处发表意见,招致许多误解和批评。在丁玲笔下,医院院长“对医务完全外行”,指导员“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工作方法很简单”。这篇小说引起广泛争议。

周扬到延安后,角色从文艺理论家转变为党的文艺干部,他写文章劝诫延安文人:“太阳中也有黑点。”周扬说,作家在延安这一新天地里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应该写出对延安的赞歌。但作家们对此并不认同,萧军写文章回敬,言辞犹为激烈:“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绝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

萧军所说的“吃小厨房”和“有马骑”,是知识分子颇为不满的等级分配制度。随着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制度法规逐步成熟,早期的乌托邦色彩渐渐淡去;加上国民党对延安包围封锁,僧多粥少,平均主义让位给了等级供给制,吃穿档次由组织决定。以饮食为例,依据党内职务高低、党龄长短等标准,分大、中、小灶。1941年初,艾青从重庆到延安,享受中灶待遇:每个月三斤肉,每天一斤蔬菜,一斤粮食,一半细粮一半粗粮。这些伙食特供给艾青这位高级文化人本人,他不能分给妻子和孩子,妻儿得吃大灶里的小米饭。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留影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留影

骑马则是高级干部的权利,文艺界只有周扬、丁玲等干部能骑马。衣料也是分等级配给的,战士和学生穿土布,一般干部穿平纹布,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俗称“干部服”。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结,他们在小说、杂文中时常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延安繁荣的文艺风潮,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和要求南辕北辙。1940年,朱德在鲁艺创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讲道:“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

“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关注独家网(www.dooo.cc)
上一页 1 2下一页
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文艺座谈会 延安 文人 中国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