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想当好“公知”,就得对自己狠点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刘仰   2014-10-15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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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前几年在中国很流行:“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我接触的信息范围内,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就是甘地。甘地说这话针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在中国频繁使用这句话的人也是针对政府。

甘地被称为印度国父,在其政治生涯中,他深入基层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引导公众舆论、带领民众参与公共事件,几乎做了当今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分工而做的每一件事,说他是现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祖师爷并不为过。那么,为何当今中国的“公知”名声扫地,而甘地这位印度“公知”的道德光环依然熠熠生辉?

甘地早年在英国读法律,并拿到了宗主国颁发的律师资格证。回到印度的甘地最初崇尚英式生活,讲究显身份、摆阔气。但随着他逐渐放弃个人律师业务,转而专注公共事务,并最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投身公民社会运动,甘地的个人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经费完全需要别人提供,他彻底抛弃了在英国养成的洋派生活,住处简陋,打扮朴实,素食越来越严格;他不为自己配汽车和司机,到外地去也像普通民众一样坐三等车厢。他后来还为自己年轻时沉湎于婚内性欲而悔过,最终选择了禁欲。这一切都成为甘地道德形象的组成部分,这种道德形象是他成为伟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甘地出生于1869年,比他早31年的1838年,中国山东诞生了一位奇人——武训。武训不能算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文化,但武训终身只从事一项公共事务:乞讨办学。同甘地一样,为了让别人赞助自己的公共事业,武训以极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他从来不吃新做的饭菜,只吃别人吃剩的饭菜。除了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武训一生没穿过新衣服,身上全是自己打的补丁。为了不把别人的钱用在自己身上,武训甚至没有娶妻生子。武训没文化,不识字,但他以一个普通人极为朴实的态度,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道德形象。

甘地和武训有很多不同,但两人在某一点上极为相似:因为要从事公共事务,他们需要向社会集资,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对于公共事务是真诚和没有任何私心的,他们都对自己极为严苛。道德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所向无敌的力量。那么,他们的行为原则对于今天还有意义吗?

为公众服务是当今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信誓旦旦的承诺,更有一些人借助公共服务的名义向社会集资。不过,当今中国这些以公共名义接受捐助的活动家们,例如以慈善为名义的各种私人集资者,你们用什么来保证自己的纯洁、清白?你们对于维护道德形象做了多少努力?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武训和甘地的时代,信任不再只靠个人道德形象,信任的对象也变成了“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以公益名义声名鹊起的名人们爱吃便吃、爱玩便玩、爱土豪便土豪,只要非人化的机构账目清楚即可。但即便账目清楚,它能取代道德吗?当一个人时时处处表现出私欲和私利,却口口声声为大众、为苍生,那他怎样才能在人们心目中真正树立起信任?

当“公知”不是既挣钱又愉快的事,当公知必然是一种牺牲和付出,要对自己狠点,由此才会受人尊敬。如果你们嘴里念叨着甘地的名言,言行举止上看不到甘地的一点影子,你们如何让人相信?你们的可信任度远远不如武训这个没文化、不识字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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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翟帅 关键词: 公知 精英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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