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走出西方洞穴的迟到的囚徒(3)

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经略网刊   章永乐   2014-10-14 10:30  

也许我们可以因为古代中国的遥远而忽略福山在这个问题上的粗糙处理,但当福山将其对古代中国的判断原封不动地用到当代中国身上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其理论的敏锐性了。众所周知,许多美国政治学家一直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慈禧太后的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还是当代中国政府,都被万能的“威权主义”概括了。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展现的其实只是理论的贫困:这些学者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这种对差异性反应如此迟钝的理论指导美国政府的外交实践都不够,更不用说舶来指导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了。

与前面对“国家”的论述相比,福山对“法治”的论述甚至更弱。熟悉欧洲法制史的读者可以看出,福山对西方法治的论述,高度依赖于苏联法专家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供的叙事:(1)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1世纪启动的改革,迫使世俗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天主教统一教会法规,并通过发展行政官僚机构,向领土型国家提供了官僚和法律的样板,并刺激了世俗君主之下的集团组织的成长;(2)在中世纪欧洲独特的条件下,在不同治理体系的竞争中,法治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建制化。福山自己加上了(3):在近代以来,尽管天主教会衰落,法治却通过负责制政府的兴起而得以继续发展。

苏联法专家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一书,本身就是一部将欧洲历史描述成为“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的西方“主旋律”作品,其提供的历史叙事相当平滑。福山又对《法律与革命》进行了高度浓缩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这就难免会暴露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在讨论教会与罗马法的关系时,福山的叙事给人的印象是,教会是罗马法运动的全力推动者,而且教会是为了与世俗统治者辩论而推动这场运动的。这就忽视了罗马法与教会法之间的竞争关系,忽视了世俗君主在罗马法中看到的推动君主主权建设的利益,以及在与教廷的辩论中对罗马法的大量引用。以一种非常类似的方式,罗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张力,在福山的笔下也消失了。教廷职业官僚体制的建立,在福山的叙事中仿佛是推动法治的积极因素。但在他讨论中国更早建立的职业官僚制时,却将其与“法治”截然分离开来。职业官僚制究竟是有利于法治还是不利于法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此也是模糊的。

关于第三个要素——负责任政府——的论述,是三个部分中学术上最为成熟的。在这一部分,历史叙事突然变得比较精细,也较能展现出许多惊心动魄的断裂和冲突,而不是展示“从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之所以能有这一提升,可能跟几个因素相关:第一是福山是从民主理论起家的,对负责任政府的主题自然会更熟悉一些;第二是他用的例子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或者欧洲殖民地(如拉美),可用的文献较多,驾驭起来也较为得心应手。但这也提醒我们,如果福山要在三个要素的论述上都达到同样的水平,还需要做多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但对于笔者来说,最难接受的还是福山将三个不在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并列为良治三要素。国家本身是一个平台,这一平台的搭建就需要诸多软硬件。尽管在中世纪,法治未必是国家的法治,但在现代,法治和负责任政府无疑都是国家这一平台上运作的软件,将这个巨大的平台与运作其上的软件并列,总是给人以极强的失衡感。在这方面,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与王绍光的“国家能力”给人的观感至少更加平衡一些。

三、《起源》与《终结》的关联

在分析完《起源》的内容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来评估一下它与《终结》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起源》在一些方面否定了《终结》,但又在一些重要方面保持着与《终结》的连续性。

被否定的是自由民主终结历史的观点。按照《起源》中的看法,世俗主义并不是三要素模型中的必要要素。由于其宗教传统,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都存在法治。那么,一个建立了某种负责任政府的伊斯兰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样的模式肯定不可能是自由民主模式。在2012年10月与福山共进晚餐时,我问福山伊斯兰民主是否也能符合其要求,福山表示认可。而这就意味着他从实质上放弃了“历史终结”的想法。(当然,在接受一些中国智库学者采访的时候,福山有过“坚持《历史的终结》基本观点”的表态。但这种表态很难排除现场修辞的考虑,其权威性不如白纸黑字的作品。)

连续性则体现在《起源》三要素隐含的排序中。谈国家时论强弱,谈民主法治时论有无,这一谈法本身就体现出福山对后两个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要素赋予的特殊份量。这一解读也得到了与福山谈话的证实。我问福山,如果苏格兰公投独立成功,从英国分离出去,这是否表明英国的国家能力存在问题?福山的回答是“NO”,他认为在英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而不是国家能力问题。我再问他,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否表明南斯拉夫存在国家能力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南斯拉夫本来就是把一堆不情愿在一起的地方单位捏在一起,因此能否继续把大家hold住,就构成一个国家能力问题。到这里,他的标准似乎就比较明确了:在民主社会里按照民主程序发生的分离主义不是国家能力问题,但在非民主社会里发生的分离主义就构成国家能力问题。而用王绍光式的眼光来看,一个国家缺乏基本的凝聚力,导致部分地区独立出去,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南斯拉夫,都构成国家能力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福山大谈“国家能力”这个看似具有“价值中立”色彩的分析性概念,他仍将这个概念置于自由-民主的规范笼罩之下。或许在他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很友好地以符合自由民主的方式解体了,我们就不该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将不愿在一起的单位强捏在一起。但我个人担心这一视角连解释美国内战都有困难。内战前的美国南方蓄奴州完全符合福山提出的良治三要素,而南方的分离又是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的分家方式非常符合自由民主的理念,林肯却居然采取“三光政策”,对同胞痛下狠手,制造了19世纪西方内部最血腥的战争,怎么理解?

《起源》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福山告诉我,该书的第二卷正在写作之中。不管上面提出的问题与批评是否会在新的一卷中得到某些回应,可以肯定的是,福山的历史社会学很难达到迈克尔·曼的理论高度,他对“国家能力”的研究也不可能超越中国学者王绍光。

但福山又是不可取代的:只有福山才具有引领西方社会大批仍沉浸在“历史终结”幻梦中的精英们集体醒来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媒体知名度,更因为他作为梦的制造者,更清楚那个梦的精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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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福山 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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