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走出西方洞穴的迟到的囚徒(2)

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经略网刊   章永乐   2014-10-14 10:30  

二、《起源》的雄心与成就

《起源》的基本观点是,良好的治理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国家、法治及负责任政府(民主是问责方式之一,即政府对大多数人负责;但一个贵族或寡头政府也可能存在问责)。《起源》的努力方向是追溯这三个要素的历史起源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组合。比如在讨论国家时,福山将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远早于西方国家。而在讨论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时,福山主要以欧洲为例子。伊斯兰世界、印度与日本在福山的体系中也有自己的相应位置。

《起源》的雄心是建构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该书文风明白晓畅,可读性强。作者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常见史料进行重新解释,当能让世界史研究者们从中获取许多新的启发。

然而,作者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从很多方面来看,却给人以某种“急就章”的感觉,对之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较为系统的吸收和批判。试举一例:

“统一中国的秦朝做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致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后世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页145)

这段论述是比较笨拙的。福山以所谓“现代极权政体”为参照,审视了秦朝的脆弱之处,但这只是描述了现象,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精细的理论解释。引文中所提到的国家的“工具”或“技术”,其实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国家的自主性权力:其起源、机制与结果》)中就已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化。迈克尔•曼对“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是“强加于社会的权力”(powerover society)。后者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power through society)。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秦朝无疑具有强大的“专制能力”,但却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权力”作为支撑,尽管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努力标志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某些方面的惊人飞跃。

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工具,福山的研究只能描述作为制度的“国家”的兴起,而无法为分析国家的能力强弱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而在“国家能力”研究方面,王绍光在迈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的由认证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构成的国家能力理论体系已经具备相当的成熟度。这一体系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国家”兴起之后的演变。但很遗憾,我们看不出福山对如此系统的成果有什么借鉴。

即便在描述和分析国家的兴起时,福山的视角也较为简单。《起源》非常强调国家“去血缘化”的维度,因为这是国家区别于部落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由此,福山将中国的国家发育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脱离家族关系影响的历史,而他所关注的汉隋之间的政治衰退,其表现也在于退回到家族政府。他批评马克斯·韦伯忽视中国国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去血缘化”的特征,这无疑具有某种纠偏作用。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去血缘化”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对亲族关系的强调是同时进行的。福山笔下那个“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的西汉政府是讲“以孝治天下”的;在福山非常重视的宋朝,士大夫在主动维护科举制的同时,也在基层进行宗族自治的建设。在该书第21章,福山解释说“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但这恰恰忽视了中国社会对家族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统治者有意推动和维护的结果。只看到“尊贤”而看不到“亲亲”,只看到“忠”而看不到“孝”,看不到中国处理“忠”、“孝”冲突的诸多制度实践,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福山和韦伯虽然各执一端,但恐怕都存在有片面化的问题。

《起源》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成熟远远早于西方国家。福山也有意把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放在前面,仿佛西方道路是对中国道路的偏离,这在叙述模式上与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恰恰相反。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友好”的叙述模式。但是,叙述模式的突破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突破。在福山看来,中国虽然有强国家能力,但没有法治与负责任政府,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西方的国家建构进程虽然较晚发生,但三个要素发展较为均衡,在英国那里实现了第一次成熟的结合,然后又在其他国家陆续实现。福山对西方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关节点如何逐步发展。但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几乎都在第一个因素上,并致力于论证后两个因素的缺失。

这一分析进路是失衡的。在探讨欧洲的时候,福山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要素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在其中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无疑存在高低、强弱之分。在《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修辞性十足的表述:“欧洲法治的基础始建于12世纪,其最终巩固还得有赖于数世纪的政治斗争。”(页282)而所谓“基础”,实际上是在“有”、“无”之间的模糊表述。但在分析中国时,尽管国家维度呈现了强弱之分,但在另两个维度上,问题就变成了有无问题,而非强弱问题,仿佛中国还根本没有达到谈强弱、高低的门槛。但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福山指出,中国存在能支撑经济发展的“足够好的产权制度”;中国虽然缺乏正式制度来迫使统治者负责任,但统治者往往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些表述提示出了在中国案例上发展出更为精细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可能性。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看到福山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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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福山 国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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