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文化纵横   欧树军   2014-10-13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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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大转型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今天的中国再次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待世界,中国再次认为世界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经济领域,中国再次把世界作为自己无限广阔的市场,中国再次凭借自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赢得中国的、区域的、也可能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持续富足,唯一的条件就是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因此,这次大转型,既是世界的大转型,也是中国的大转型,更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

世界的大转型

资本的急剧扩张是世界大转型的主要特征,资本力量的集聚速度超过了其他因素,整个世界很可能因此回到过去,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身处2014年,但资本的复兴又把我们扔回了1914年,而这又与西方社会的关键八十年(1834-1914)密切关联。对这种前景的担忧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严肃学术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连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对其赞誉有加,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出面声讨此书所揭示的“资本的复兴”,但并不成功。

正是资本的复兴带来了整个世界进程的大转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反思,都可以说是这次大转型的伴生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皮克提所分析的世界历史的大转型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克鲁格曼反复提及,而保守主义者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力量在最近几十年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状态,并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上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1%的富人、0.1%的富人的力量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再次回到了历史顶点。这样的结局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间的大胜利,世界经济的历史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支配地位。

斯蒂格里茨在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2001年版序言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彻底成功。拉美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变成了反美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英、法等欧洲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对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思。

资本复兴的结果是社会退回了100年前,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了50%—60%的社会财富。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不再表现为法律或政治框架内的常规反应,而表现为一种政治上越来越极端化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也是从美国开始的,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北非、乌克兰、台湾、香港也可见这种彻底的政治不服从。这样一种进程,我愿意将它称为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的全球化。

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论》大概是对资本力量的最新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反思。而这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转型,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倒不如说是一种倒退。七十年前,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本书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大转型是英国圈地运动的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

波兰尼说,两百年前,从1814年开始直至1914年,西方出现了罕见的百年和平,但前二十年还是有内部战争,因此,最关键的只有八十年,从1834年到1914年。

在这关键的八十年中,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英国工人阶级在三个方面诞生了。一是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投票权。二是在社会政策上,被剥夺了接受福利救济的权利,他要自食其力,要出卖劳动力。三是在社会上被解体了,不再有完整的伦理共同体生活。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拥有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整全的主体性,完全变成了经济客体。由此,英国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步,即劳动力的市场化彻底完成,人本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第一次在人类社会变成了常量,政治经济学由此得以形成,社会由此得以发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争论由此得以展开,这些放在一起,就是西方19世纪文明同时也是20世纪文明的全部实质所在。

波兰尼《大转型》对市场的扩张进程的理解,几乎完全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反着来的。在《国富论》里,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化,从一个地方性市场变成全国性市场,再变成全球市场,这个进程能够带来欧洲社会内部的普遍富裕,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的前提和正当性所在。市场的出现是自古就有的,但市场经济这个东西是以全国性市场为载体的。

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全国性市场的确立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真正形成。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就把商品交换的逻辑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文化、思想、政治、伦理等领域,这也是它的一个自然倾向。商品交换的逻辑取得对非经济领域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市场社会。

但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社会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种后果可能是经济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环境意义上的,或是人本身意义上的,因其负面性太过强烈,必然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存,因此产生哈贝马斯所说的认同危机,认同危机很可能会演变成为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正当性危机。因此,必然催生一种反向的力量,也就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要求,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农民、工人、环保主义者等权益受损群体,都将要求政府做出法律和政策调整。

简言之,所谓世界的大转型就是市场力量的扩张和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之间的拉锯战,悲剧的是,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并没有取得成功,否则就不会有一战、大萧条和二战。而今日世界的大转型,只不过是又重新回到了两百年前,回到了一百年前。

追问“治理的合理性”

波兰尼有个经典论断,斯蒂格里茨在《大转型》的2001版序言也提到了,就是“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而计划经济恰恰是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从分工、商品化、市场化的第一步到区域化、全国化和全球化的最终确立,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因此,市场力量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这样一对矛盾,从政治经济思想角度来说,就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这样一对孪生兄弟。这一对孪生兄弟的父亲就是“国家理由”或者说“治理的合理性”,我们的世界是自由太少还是自由太多,是治理过度还是治理不足?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为什么需要治理,治理的正当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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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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