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二十周年:为什么我们预测正确(2)

观察者网   林毅夫   2014-10-12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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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和其绩效差异的原因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性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深入了解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以后,让我们认识到转型经济中的各种扭曲遍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并且充满内生性,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改革措施经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为消除这些内因创造条件的渐进策略,看似较慢,其实,可以维持稳定并积小胜为大胜。

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在政策上求实求稳。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和习近平的“空谈误国”,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针对的是按照理想条件不顾现实情况施政的激进思潮,倡导的是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空谈误国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的是不受现成外来理论和已有经验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纲领的文化。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者,他们既想尽快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又不愿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着力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偏误而不是迅即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推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导改革。他们策动激进式改革和彻底否定原有体制,除了试图扭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外,还有迅即获得已经在思想上认为欧美体制具有优越性的国民的普遍认可的考虑。

美国和近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势,使得欧美的经济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论认为渐进改革是比保持原来的计划体制还糟的改革路径,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又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主流理论的主张,甚至请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做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就不足为奇。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⒁。

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转型理论的依据,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

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让价格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而定,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平衡预算,避免财政赤字和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和进行国际贸易。

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是,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⒂。

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⒃。

为何同样实行改革开放,同样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的我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和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取得的是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前苏联和东欧推行的是从主流理论来看最优的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和危机不断?关键在于思路决定出路。

改革开放之初,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看到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制度不够完善,从主流的理论模型上不难推导出只要对市场有干预,不仅资源会错配,而且,就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所创造的制度租金和寻租行为,行贿、受贿贪污等问题不可避免。根据这种理论模型的推论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资源完全由市场配置,产权私有。

但是,根据《中国的奇迹》书中的逻辑,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把所有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会经营不下去而破产。

转型中国家一来还认为这些是先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不愿意让其破产;二来,让其普遍破产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以后,许多政府还会从后门又引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

到底是国有时的补贴多,还是私有时补贴多?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⒄中认为:在国有时,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企业会拿没有保护补贴不能生存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护补贴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犯法,顶多只能偷偷地干,抓到会被判刑。私有化后,企业拿到的保护补贴越多,厂长经理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越多,这是天经地义。因此,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保护补贴的数量也就会更多。

上述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实际上,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发展绩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⒅。

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我国推行的是双轨、渐进的改革:一方面承认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就不能生存,继续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由于对市场干预的保留确实如主流学家所批评的那样,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但依靠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所遗留的扭曲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现价计算达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这本书出版以后的20年的经验事实来看,渐进双轨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那些试图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从计划经济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发生在双轨渐进转型国家令人广为诟病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事实面前,两种转型路径的比较孰优孰劣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

二十年前《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能够较好地把握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维持高速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的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但违反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有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

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现有的主流理论只看到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激进的改革战略即休克疗法,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不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就是为了避免那样的问题或仍然认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继续给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

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苏联东欧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⒆。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

如果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大功告成,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价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电力、电讯等服务业仍然垄断经营,这些扭曲形成了巨额的租金,由此带来了寻租、腐败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外,绝大多数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像家电、汽车、造船、大型装备业等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已经从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消除各种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补贴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来进行。

上述举措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的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中国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在建国100年时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

注释

⑴根据Angus Maddison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AD, 1950年时东亚地区的人均GDP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为666元,低于拉美的2510元,也低于非洲的889元。

⑵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⑶参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⑷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的分类标准,国民总收入在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1026-4035美元为中低收入国家,4036-12475美元为中高收入国家,124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⑸Robert W. Fog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2040: Forecasts and Spec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184, 2007.

⑹Kevin M. Murphy, ,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1989).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003-1026. Jeffrey Sachs, W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2000).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 435-91。

⑺此次重印的是1999年的增订版。

⑻Murphy, Kevin, Andrei Sc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1992). The Trad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 of Partial Refo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889-906.

⑼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e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101-45.

⑽Xiaoxi Li,Assess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Marketiz,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⑾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07). Life in Transition: A Survey of People’s Attitude and Experience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⑿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2013). Transition Report 2013,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⒀ Easterly, William, (2001). 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⒁ 但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治安和推行法治外,其他的事都不干预或参与的观点,其实不符合事实。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于全球的前沿,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需要对基础知识的研究(R)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D),固然在D上主要是企业来做的,在R上则主要靠政府的支持。美国目前在世界具有领先地位的信息、航天、纳米、生物工程、医药等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另外,政府除了通过专利保护外也通过采购等方式直接支持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

⒂Summers, Larry (1994), Comment, in: Blanchard, Oliver Jean, Kenneth A. Froot, and Jeffrey Sachs (ed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Vol. 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52-3.

⒃Williamson, J. (1989).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⒄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文简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繁体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版,东京日本评论社1998年日文版

⒅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⒆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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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林毅夫 中国奇迹 预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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