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二十周年:为什么我们预测正确

观察者网   林毅夫   2014-10-12 10:57  

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该书于1994年出版,1999年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又出了增订版。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如今,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达到17.6万亿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的奇迹》新一版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之一林毅夫为此写下长达2.4万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讲述了当年的写作背景,回忆了二十年来这本书出版之后所遭的学界质疑,对中国经济双轨制渐进式转型路径,与东欧及前苏联激进式改革路径的绩效差异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分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补出了增订版。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对于前项预测,现在几乎已经是铁的事实,对于后项预测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预测几乎是天方夜谭。

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按预估的中国和美国在今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将可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前后经济绩效的鲜明对比,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鲜明对比,则对提炼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使我们有幸在本书中自成体系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较好地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

1992年,我们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开始新一轮改革,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连续13年年均9.0%的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活乱循环、腐败、地区差距扩大、国企改革举步艰难、体制复归等一系列问题。

当时,国外经济学界乃至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采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入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的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转型路径,并且将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作为佐证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则认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不过是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果,不会具有可持续性⑼。

正是在针对这些疑问的探讨和辩驳中,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对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嗤之以鼻。

在和国内外经济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争论中,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丰满起来。

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个理论框架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欠佳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并可以较好地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中国经验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意义,整个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自洽,并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发生的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我们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总结历经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各界读者。

两种转型路径结果的比较

渐进转型: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微观农户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的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1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期间还对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30多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张,说明改革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由此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处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只要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也能靠渐进、双轨的和经济特区等方式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使其产业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按人均GNI计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而且稳定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逼近。

中国学者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测度体系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确定了33项市场化测度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72.8%,2003年为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中国已经从总体上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⑩。

从长远看,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尚不平衡,极个别子因素的市场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中国市场化测度的各个子因素和类因素的评分走向是正向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趋于上升。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体的认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到2004年底,有3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分别增加到52个和66个。目前,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加入WTO15年后的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固然带来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但是,国民经济中也出现反对渐进改革者所诟病的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所致。

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5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激进转型: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如图所示,相对于采取双轨渐进改革的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采用激进式改革策略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

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⑾。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陷于转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⑿。

在同一时期,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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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林毅夫 中国奇迹 预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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