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甘仁与中医的现代化院校教育

独家网   林毅夫   2014-10-11 14:07  

近日阅读杨忠先生的《丁甘仁传》,颇有收获。有意思的是,作者杨忠先生本人是有着数十年临床经验的西医,因工作调动开始从事中医领域的行政工作。偶然的时机,杨先生获得了写作这本传记的机会,于是潜心中医史料与学说,终于写出了这本资料丰富的《丁甘仁》传。

阅读这本传记,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百年前中西医之间激烈的冲突,让我们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冲突竟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在前不久,几位西医医生竟然在微博上再次鼓动出了一场所谓“挑战脉诊断孕”的闹剧,以表示对中医的怀疑、批判甚至嘲讽。这个闹剧只是再次说明了西医的队伍里有着那么一批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的人,只有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才会不去了解中医的本质和治疗疾病的思路,才会不尊重、不承认中医几千年延续至今的有效临床实践。如果几位西医医生能够去了解中医、了解脉诊,知道了中医的脉诊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能就不会鼓动出一场所谓“挑战脉诊断孕”的闹剧;如果能跳出自己的思维惯性,深入学习中医让自己成为某一领域中西医结合的专家,那肯定比鼓动出一场闹剧更有生命意义。而中医治疗有助于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特色也决定了以后中西医结合将会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

相形之下,西医出身杨忠先生能够在自己数十年习惯性的西医思维之外,潜下心来学习中医、了解中医,从而完成一本有关中医大家的传记,就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从传记具体的写作细节来讲,如果对于中医没有相当专业的修养,有些内容的写作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最后介绍丁先生中医成就的章节,显示出来的中医专业理论修养如果不看作者的简历,很难让人想到这本传记出手于一位没有受过中医训练的西医医生。

阅读杨忠先生的《丁甘仁传》,可以看到丁先生在中医史上最卓越的几大历史贡献。

丁甘仁先生(1866-1926),清末出生于名医辈出的江苏常州孟河,字泽周,为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也是有清以来孟河医派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早年先生学医于马仲清先生、堂兄丁溪松,最后师从马培之先生,从而饱学马氏内外两科,包括喉科。后数年从业于苏州,兼取吴门医派的温病之长;后从业上海,因精湛的医术逐渐医名崛起。

先生在中医学术领域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最早提出伤寒、温病一体论,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一体的先河;而学术思想的特点则表现为对“和”、“缓”的强调:“和”则无峻猛之剂,“缓”则无急切之功,在处方用药上则以“轻灵”见长。先生宗“伤寒”而不拘于伤寒方证,宗温病学说而拘泥于四时温病,从而能够综合考察、系统辩证,提出伤寒、温病一体论的学说,从而在理论认识上推动了中医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发展。

先生在上海医名崛起后,吸引了各路的名流显贵前来就诊,国民党元老唐绍仪、国民党元老陈陶遗、军阀首领孙传芳、国画大师吴昌硕等不一而足,1926年8月6日先生病世后,上海政、商、军、艺及民间各界人士自发组织公祭活动,竟然一直吊唁、缅怀到11月份,足足三个多月,可见先生以超绝的医术在上海滩活人无数、影响之大。所以先生早在1925年便获得孙中山先生以大总统名义亲书“博施济众”以资褒奖。然而丁先生最为国人称道的一次医疗事件却是中西医的一次“对擂”事件。

1907年10月13日,天主教江南教区在上海金神父路(现在的瑞金二路)开设了天主教在上海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广慈医院。可以想象,开业典礼上各路泸上的名医都被邀请在列,丁甘仁先生也自然在其中。然而在举行酒会时,遇到了美国租借西医馆的一位洋医生约翰,约翰出言不逊对中医进行了一番嘲讽,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广慈院长做裁判的情况下,由二人同时诊治广慈医院的重症伤寒病人。丁甘仁先生于伤寒治疗颇有心得和经验,于是十来天下来,法租界洋人施密特的伤寒病就被治好了,而那位约翰先生用西医的方法却没有控制住“伤寒沙门菌”,因此败北惭愧离去,没有参加最后公布对擂结果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说在中医饱受西医冲击和国民政府恶意压制的环境下,此次对擂事件不仅仅为中医赢得了声誉和尊严,更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和这种文明所成就的医学智慧赢得了尊严。

而丁先生对后世影响最大或者对中医史贡献最大的却应该是联合中医界的各路精英人士组织、创建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办这样一所学校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那么这样的举动和后来成就的历史功绩之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西风东渐以来,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清政府于1905年开始取缔了传统的科举制,新的教学科目进入了中国人的学习视野;进入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在全国范围取消了旧的学堂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并由教育部颁发新的教学科目;但在随后的1912年和1913年两次公布的有关医药教育的法令和大学中的医药类科目中只有西医、西药,完全没有中医的痕迹,官方称之为“漏列”,因此成为了当时所谓的“漏列中医”事件;虽然说此时中国现代化的正规中医院校教育还没有开始,但是对中医如此无视和回避也就意味着官方不会在筹办中医院校方面有所考虑。所以“漏列中医”事件直接引发了中医界人士的不满和抗争,各地中医界的领袖人物都立即撰文对政府偏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并呼吁政府正视中医,开始编辑中医类科目教材,筹建中医类的杂志、学校和医院等;并在事实上上海、浙江、广东、北京的中医药行业的代表组成请愿团直接赴京请愿。但是教育总长王大燮的回复却是:中西医“难以兼采”,余今后决意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则,是难以照办,……。于此可见中医在当时受到的官方压制是多么残酷,中医的命运几乎可谓生死一线。但是中医几千年以来的发展和实际的临床疗效让自身在民间拥有广阔而深厚的根基,这却是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能改变的事实。

丁甘仁先生在接连看到政府对待中医的反对态度后,便不仅仅是和上海中医界的同仁一起对此“民族虚无主义”进行批评,而是将曾经办学的理念进一步化为行动,以在事实上推动中医的发展和繁荣。中医要发展、要繁荣,最根基的东西就是人才,这是我们中医界现在依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丁甘仁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反中医的浪潮中大力传播中医学说、培养中医人才。于是开始斥资参股各家有实力的药店,以为筹办中医学校做经费上的准备。

1915年,49岁的丁甘仁在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等医药类行会开始发表演说、表明心迹,以鼓动业界精英一同来筹办中医学校。于是夏应堂、费访壶、殷受田、张禾芬、金百川、何懋甫、陆家轩等众多大家名流都会聚在了丁甘仁的周围,开始为筹办中医学校准备土地、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这其中出资最多的依然是丁甘仁先生,正如丁先生自己所说:“唯此经济之筹备、校舍之经营,鄙人之责也。”此后丁甘仁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中医学校的筹办和运营上来,比如中医专门学校的校舍便是自己在白克路人和里珊家园自己的寓所,可见为了中医学校,真的做到了倾其所有的程度。

为了避免“非法办学”,丁甘仁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呈文政府,申请办学资质和批文,于是亲自写完了《公民丁泽周等为筹办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然而大总统袁世凯此时却忙于帝制复辟,并最终在逆行倒施中于1916年6月6日狼狈死去。在众人对北洋政府不再抱希望的时候,却没想到内务部的“批文”下来了,新的北洋政府国务院也给予了政府的回复,表示之前“漏列中医”是“先其(指西医)所急”,并非有意“有废弃中医之意”。于是此次请求终于获得了理想的结果。于是立即着手开始发布招生广告,这一年7月1日到15日,7月28日到8月7日《申报》连续发布了以丁甘仁、夏应堂、费访壶三人联合署名的招生广告,并强调中医学校的办学宗旨为“昌明医学、保存国粹”,申请入学者的条件为16岁以上、20岁以下精通国文、有志于医学并且身体健全者。

此时的丁甘仁为了筹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可谓激情澎湃,就在发布招生广告的同时,丁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丁甘仁宣言书》,这篇宣言书可谓研究丁甘仁先生和此段时期中医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宣言书中丁先生很早就表达了中西医各有所长,应该结合汇通的思想,并认为中西医汇通者最为难得,当“夺良工”,这一思想具体的表述则为“益中医以气化擅胜,西医以迹象见长,论其理在中医至精,论其效则西医亦著,相提并论,得其一者为良技,会其通者夺良工”,

宣言书中不仅强调了办学的宗旨、方法,同时表达了在欧风美雨冲击传统的祖国医学之时,培养中医人才的重要性。先生在宣言书中直言“今日之莘莘学子,异时之矫矫良医,鄙人之希望也。至于维国粹而利权,培人才以养风,外则争胜于欧美,内焉利泽于民氓……”,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医受到西医剧烈的冲击下,先生培养中医人才的良苦用心,先生认为培养中医人才、传播弘扬中医即可在西医的面前争回中国人和祖国医学的尊严,对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中医也是治疗疾患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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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医 丁甘仁 现代化院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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