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黑社会政治史

凤凰周刊   郑东阳 程嘉文   2014-10-11 10:54  

2007年10月18日,在香港病逝的“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的遗体运回台北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核心提示: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初始,各种选举需要资金和人脉支持。台湾一批黑帮大佬借此深入政界商界,逐渐“漂白”,而台湾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也与黑道大哥建立“暧昧关系”。这些台面下的事平时深藏不露,但在黑道重量级大哥的葬礼上,前来祭奠的台湾政要之多,便可见一斑。黑帮向政坛渗透成为90年代台湾民主转型的阵痛,被称为“黑金政治”时代。

几十辆奔驰、宝马开道,各路黑帮分子现身,上百警察出动……

这些原本只在警匪片中出现的镜头,却在台北街头真实上演。

2011年5月,台湾“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昏迷在自己的车上,送医后宣告不治。5月16日,蔡冠伦公祭,现场有近1500名黑帮分子,香港、日本也有帮派代表,着名导演侯孝贤夫妇更身居其中。更特殊的是,现场还有台湾“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义致赠的挽联。侯孝贤与蔡冠伦的渊源始于2007年,侯的女儿侯蕴华嫁给蔡冠伦儿子蔡君飞曾引发媒体关注。

不过蔡冠伦的葬礼在“道上”算不上最为风光。2007年,“竹联帮”大佬陈启礼病逝于香港,骨灰移回台湾安葬,不仅有时任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等政客的挽联,由“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治丧委员会荣誉主委,致祭的黑白两道人士估计达两万人(题图)。这场葬礼被称为世纪葬礼,几十辆奔驰、宝马开道,各路黑帮分子现身,近500名警察出动维护秩序,耗资超过2000万新台币。

陈启礼可谓蓝绿通吃,除了国民党人王金平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也被列为治丧委员会荣誉主委。柯建铭称,他和陈启礼本来就是多年的老友,他名列治丧委员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新党主席郁慕明、“立委”刘文雄、蔡豪、周守训、林文郎、罗志明,台北市议员李新、陈玉梅等都一一出席。

上世纪90年代,民主化初始,各种选举需要资金和人脉支持。台湾一批黑帮大佬借此深入政界商界,逐渐“漂白”,而台湾政治人物为了获得黑道势力的支持,也与黑道大哥建立“暧昧关系”。这些台面下的事平时深藏不露,但在黑道重量级大哥的葬礼上,前来祭奠的台湾政要之多,便可见一斑。黑帮向政坛渗透成为90年代台湾民主转型的阵痛,被称为“黑金政治”时代。

随着台湾民主不断成熟,台湾进行了多次“打黑”,但同时也给不少帮派释出更多“漂白”空间,不少黑帮大佬转型着名企业家,甚至成为政客,竹联帮等台湾黑道势力似乎已经成为远去的名词。竹联帮这个着名的黑帮依然存在,虽然影响远不如鼎盛时期,但成员仍然超过千人。若不考虑过去其从事业务多半非法,50多年前由一群毛头小子创立的竹联帮,能称为华人圈最大帮派。而“漂白”后,单就企业管理角度来看,堪称“创业成功”的典范。

台湾黑帮起源

日本殖民台湾时代,由于警察权力甚大,黑帮在台湾的发展十分缓慢,只有一些地域性的“角头”(黑社会老大),在邻里附近经营某些特殊行业。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溃败,不少江湖大佬离开大陆,但多半逃至香港,来台的人数不多,也没有形成势力。因此在迁台初期,各地江湖生态基本维持“小诸侯”各据一方的局面。

200万外省人移入,对台湾黑道的影响,反而是在5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而且主角不是大人,是一群当时十几、二十来岁的大孩子。

在艋舺、万华等繁华的商业区,这些地位之于台北,就像香港的庙街一样的地域,是城市最早的街市。五六十年代的艋舺,闽南人祭拜的清水祖师庙和类似日本江户“游廊”式的红灯区并立,那里也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起初,本省青年在这里释放无处安放的青春。早在日据时期,台湾本土青年组成的帮派已经在这座岛屿上林立,本土黑帮文化继承自日本浪人文化,本地“角头”(黑帮老大)间井水不犯河水,江湖生态基本维持“小诸侯”各据一方的局面。此后,更为团结的“外省人”黑帮开始进入,与本土黑帮对抗,想夺取艋舺管辖权。这样的生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钮承泽导演的《艋舺》里描述的种种黑帮之间的“战争”在这几十年,不断在这些社区上演。

竹联帮与四海帮是所谓“外省挂”帮派的两大势力,都是1950年代所谓“太保学生”逐渐形成的帮派,成员多半是外省籍的眷村子弟。其中四海帮成立于1955年,地点相传是在台湾大学校园内。而竹联则成立于1956年,但因组织不断发展整并,所以确实的成立时间其实很难定义。由于成立地点在台北县中和乡的竹林路(今属新北市永和区),因此以竹林联盟为名,后来就简称为竹联帮。

早年的竹联与四海,都只能算是不良少年打架闹事的组合。当时台湾的警察局设有“少年队”,其中台北市警局少年队长鲁俊,是当时警界的传奇人物,作风“恩威并施”,颇让这些太保学生服气。被抓到少年队的不良少年,当然免不了一顿体罚,但许多人也被鲁俊劝入正途,要他们“与其私斗,不如公战”,因此投身军旅。

其实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外省家庭男生的普遍情况:他们的父亲往往人在军中,没法好好管教孩子,眷村生活的群居背景,都使这些大男生倾向于抱团以免被人欺负,或者去欺负别人。相较之下,本省籍的不良少年很快进入自己居住地的小团体,没有地盘的外省不良少年,就得“自食其力”,于是原本纠众而成的小组织,就逐渐变成大组织。

随着他们逐渐长大,有些功课较佳者还是回到“正途”,日后成为留美学者;有些功课差的在父母师长的劝诱与逼迫下,念军校成为职业军人;也有人因为在江湖上走得太深,或是因违法被捕,再也回不到正路上去,“混帮派”就成为终生职业。

四海帮在台北市起家,初期成员又不乏达官贵人子弟,一开始声势高于竹联,但也因为过于出风头,遭到警方的强力取缔。竹联帮此时趁机越过淡水河从郊区进入台北市,并且不断吸纳其他眷村帮派,到60年代末期已经号称外省第一大帮。

不过有趣的是,当时竹联帮中要角,不少拥有大学或明星高中的学历,以60年代的台湾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这些黑帮人物颇符合“社会菁英”、“知识分子”的定义。

例如60年代后期起成为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毕业于淡江文理学院的土木测量系;1968年竹联扩大组织、制定规范的“阳明山会议”,负责主持的张安乐,当时只有20岁,还是淡江大学历史系学生。这与后来混迹帮派的青少年,往往是学业成绩极差,不能相提并论。

这时竹联的领导阶层年龄已经二叁十岁,已经不再是年轻时“为打架而打架”,而开始经营事业,例如地下赌场、收保护费等,建立了日后黑帮盛行的“商业保护”模式。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工地开工,竹联帮上门收取保护费,对方不给,竹联帮绑架了工地负责人,事后经调停,以交30万保护费收场。竹联帮承诺,哪怕工地丢了一块砖,他们都要负责。之后,其他帮派也前往该工地敲诈。竹联帮闻讯,火速派人前往,将对方当场重伤。从此,该工地无人上门滋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例子成为竹联帮坚守“商业道德”的案例被广为宣扬。

棍棒和拳头此时成为最常用的武器。武士刀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几年以后,当武士刀成为常规武器之后,竹林帮制造的竹枪成为黑帮火拼中的绝杀,这是陈启礼和他手下干将在几次重要的火拼中的临机发明。

而在台湾黑帮内部,对混道上的人有一个无厘头般的等级划分。混黑道的证明是什么?进监狱。但进监狱也分等级。进看守所——犯罪的小学级;监狱——犯罪的中学级;管训队——犯罪的大学级;台湾蓝屿监狱——犯罪的硕士阶段;绿岛监狱——博士级罪犯,只有大哥才配享受。大多数在道上混的人,都要经过一级一级混上去,而陈启礼因陈仁案第一次进监狱,就直奔绿岛而去。

“讲政治”的黑帮

1970年7月,竹联帮要角之一、绰号“赌博郎中”的陈仁卷走公款逃逸,并向警方寻求保护。这件事引起帮内不满,陈启礼派出叁名帮众执行“家法”,将陈仁砍伤,事件在全台引起轩然大波,也使得“竹联”之名首度为社会大众所知。当年29岁的陈启礼,因此被捕入狱服刑6年。

在陈启礼入狱期间,张安乐成为实际接班人,并让竹联帮的组织更为紧密。张安乐创立了“母金制”——各堂口必须将开设赌场的收益交一部分作为“母金”,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因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需要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中提付。

70年代后半段,随着台湾经济起飞,竹联帮的势力也进一步扩大。1975年陈启礼出狱,但并未回归江湖圈,而是借着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潮,花费6年时间将消防器材生意做到了行业龙头,转型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1981年,竹联帮成员、凭《独臂刀》红遍全球华人圈的武打明星王羽被另外一个台湾帮派四海帮刺成重伤。竹联帮派多名干将,贴身保护王羽上法庭指证。当天一名和四海帮关系甚好的台北飞鹰帮高层,在法院走廊恐吓王羽必须和解,结果被竹联帮众人追杀进法院警卫室,刺成重伤。

为了摆平舆论压力,陈启礼决定重出江湖。他召集了不少媒体朋友在台北红楼一起吃饭,这顿饭却吃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陈启礼还谈到了竹联帮的转型,认为竹联帮应该为家国做些事情,并提出“参与政治”,“反台独”等目标。

红楼会议后,陈启礼开始招兵买马,无论眷区子弟、客家子弟及农村子弟都是他积极争取的对象。陈启礼将他退出江湖这些年,经营企业的盈利发展堂口。很快,各方人马纷纷投效。竹联堂口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很快地在台湾各地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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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台湾 黑社会 黑金政治 竹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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