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韵脚:中国从德国海权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6)

詹姆斯·霍尔姆斯吉 原恒淑   2014-09-26 12:46  

那么,以上这些事实和美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有什么关系呢?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一直为他的同胞对航海事业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焦躁不已,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已然跻身海上强国之列,马汉的焦虑却未曾缓解分毫。他曾指出,美国远未效仿英国的先例,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位置宜人、资源丰富、领土横跨整个大洲的国家,它的注意力仅仅集中于北美大陆。在这一点上,马汉推断称美国更类似法国而不是英国。不列颠三岛的战略位置以及资源匮乏的先天条件驱使英国人驶向大海去寻求贸易与繁荣,而法国人可以凭借本国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由此看来,美国的“海洋文化”也许仅仅是一种虚饰,而不像在其不列颠母国那样对整个社会和文化具有一种根本性意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倘真如此,在缺少明确的海上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公众对建设一支充满活力的海军的支持很可能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

与马汉所处的时代相仿,今天,美国的战略意志依然是通过舰艇、飞机和作战系统的数量来得到呈现的。而军费开支的节节增长已经无情地迫使舰队削减其规模。今天的美国海军仅有282艘现役舰艇,不及1980年代(约600艘)的半数,在规模上处于第一代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谷。尽管单艘军舰的战斗力相较过去所有增长,但切不可忘记,数量本身即构成一种质量——当我们考虑到诸如解放军海军这样的未来对手已经在着手缩小两国舰艇在性能上的差距时,数量优势就变得更为关键了。一个世纪前,英国海军舰艇数量的缩水曾深深刺痛过杰克·费舍尔和温斯顿·丘吉尔;现在,美国海军也必须应对同一个问题。2007年发布的美国海上战略报告宣称,美国海军将继续保有始自二战年代的两洋舰队,但所谓的“两洋”现在已经缩水成了亚洲东西端的两片海域,即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和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美国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它必须把力量集中到最重要的战区,缩减那些重要性较小的海外义务。在海军领导人眼中,大西洋和地中海显然要么属于安全海区,要么可以委托给欧洲国家加以保护。

不过,我们尚不能确定美国是否会采取和一百年前的英国相仿的政治抉择,即将现有国家财富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以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当初的英国差异甚大,它离开主要对手的海岸线很远。与之相比,亚洲事务对中国的影响则要切身的多,因之在政治关系上也具有更大强制性。在此情形下,(要在遥远的亚洲)维持美国的战略意志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必将是一桩费劲的尝试。如果他们失败了,中国就将处在一个极优越的战略位置,这一点足以令当初的德意志帝国艳羡不已。

中国的优越地位

最后再来做一下分析。我们用以评估中国的海洋化转型的三大维度——战略位置、舰队和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表明,北京无疑比一百年前的柏林具有更优越的地位,更有可能实现其海上梦想。而今日的美国决不能自鸣得意,满足于“海权国家总能战胜陆权”的历史幻景。美国领导人不应对以下预测抱有过高期待:诸如“阻挠以往陆上强权建成强大海军的那些约束条件同样也会妨碍中国”,抑或“美国海军可以像皇家海军当初锁闭狭窄的北海那样轻松地沿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远程封锁”,又或者“中国强化海军不会对美国的海上安全形成挑战”(罗伯特·罗斯“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源头、前景与美国的反应”,《国际安全》2009年秋季号)。事实上,除去那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德意志第二帝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差异性却更加显著。它们主要表现为:

(1)需要防御的海区范围不同。中国的周边海域并不像北海之于德国那样纯属“死海”。美国海军也无法像19世纪末的皇家海军那样,完全阻止其对手进入关键性的海上交通线。中国商船自可安享驶向其航道的可靠入口,这已经满足了马汉所称的“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的标准。不仅如此,该地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大多是沿中国海岸展开的,它们为整个东亚经济提供了急需的资源,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显然,其间关涉到重大的利益。

(2)战略进攻能力不同。如果中国海军继续沿着向上的轨道发展,而美国海军在数量上继续缩水,解放军海军也许终将在第一岛链之内积累起“压倒性力量”,或者至少足以在重要海区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压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倘真如此,中国海军将有能力自主要对手手中强行夺取主动权——这一点是当初的公海舰队从未做到的——并迫使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不为它们当下堂而皇之进出的那些海上通道而战。中国海军的规划者们从一开始就明智地采用了“青年学派”的策略来指导舰队建设。解放军海军最初发展的是潜艇、扫雷舰这类低端力量,他们并没有像提尔皮茨那样着迷于大甲板航母之类的奢侈舰艇。当然,如果北京认为有必要,他们会在随后进行更加均衡的竞赛。

(3)紧迫感不同。且不说中国的战略环境相对(德国)良好,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们在论述海权时表现出的紧迫感远远要比当年的德国来得发自肺腑、一以贯之。这部分是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一个既乏海洋传统、又无值得一提的海洋特性的新生国家,把攫取海权看作是(获得某种神秘的)“原力”(Unifying Force)。中国的情况则与之相反,这个国家有着值得尊敬的航海史。她可以自清朝废弛海防的惨史继续向前回顾,忆及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海上秩序傲立于世、中国海构成其中重要部分的岁月。因此,中国在海权方面的探索很有可能比德国获取“阳光下的土地”的宣言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宽松的国际环境、迅速增长的国力和百折不挠的战略意志结合起来,使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比当初的德国更令人生畏、决心也更坚定的海上对手。

(4)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审慎。迄今为止北京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其海上力量的扩充,避免陷入一百年前推动英德海军竞赛的那种恶性交互循环。中国领导人与德皇及其扈从不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本国追求海权的行动置于一种非压迫性的、甚至是俾斯麦式的外交战略之下。中国的外交中充斥着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类词藻,它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北京代表的是一股明白无误——或者说天然地就是一种——良性力量,它有能力妥善支配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也有能力运用大舰队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一直以一种远超过昔年德意志帝国的技巧经营其海军的发展。而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关于两国海权发展异同的试验性思考,单从本文出发,我们尚不能确知中国分析人士是否已经事无巨细地研究了德国在海上的经验、抑或从德国的成败中获得了某些指导。即便如此,本文的尝试依旧是有意义的。公海舰队的兴衰分明预示了陆上强国在冒险投入大洋之际,必将面临的艰险和机遇。((原文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环球》杂志2010年冬季号,译稿刊发于《现代舰船》2011年12月B刊、2012年3月B刊。经原作者许可,部分章节作了缩编)

来源: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环球》杂志2010年冬季号作者:詹姆斯·霍尔姆斯吉原恒淑/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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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海权 德国海权 兴衰 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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