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韵脚:中国从德国海权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4)

詹姆斯·霍尔姆斯吉 原恒淑   2014-09-26 12:46  

中国在海洋传统方面有着颇多欠缺,在后二战时代,它的海上实力也很虚弱,加上毛泽东游击战战略的遗产和苏联海军正统观念的影响,解放军海军(PLAN)在其创建之初力量微乎其微。在数十年时间里,中国海军被视作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次要角色,至多能算陆军的附属品。因此,中国海军装备的都是潜艇、鱼雷艇、护卫舰一类的岸防武器。直到1970年代末,当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事业之后,北京才开始清楚地构想要建设一支大大扩充的海上力量。在现代解放军海军的创始人——刘华清海军上将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着力发展其海军在大陆前沿的攻势防御能力,他们设定的作战范围既包括第一岛链内的海域,也延伸到第一岛链之外。即便如此,中国海军的“黄水”心态——即惯于从近海防御的角度制订计划——以及部队构成直到1990年代初都没有多少变化。直至今日,解放军海军依然把大量资源耗费在只能用于近岸防御的导弹艇上,这些小艇虽说隐蔽性和攻击性都大有改善,但续航力相当有限。

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战略阻碍实际上却可能因祸得福。德意志德国急不可耐地兴建了一支头重脚轻的海军,但这支舰队被证明依然不足以与其主要敌手相对抗;而中国人的做法却不同,他们以一种系统的多、也更加有序的方式来扩充自己的海上力量。实际上,早期海军学说的防御性质——显然是出自需要(Necessity)而非选择(Choice)的产物——有助于为“如何击败一支技术上更占优势的敌对海军”这个问题提供创造性思考。

长期以来,中国的规划者们正确而清醒地设想:如果解放军海军被用来对抗美国,它必然被迫在弱者的位置上应战。有鉴于此,他们力图借助中国的相对优势来威胁美国的关键弱点,希望籍此以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中国的战略家们灵光一现,制订出了今天被五角大楼称作“反介入战略”的方案,它包含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措施,其目的在于:(1)延迟美国及其盟国军队抵达亚洲某一特定战区的时间;(2)使该战区内对美方维持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若干基地或者无法使用、或者陷于混乱;(3)使美方的力量投射工具尽可能远离中国海岸(关于美国智库对反介入战略的看法,可参阅霍尔姆斯、吉原俊井:“马汉的幽灵仍在徘徊”,《现代舰船》2011年9B——译者注)

凭借有选择地发展成本较低、易于部署的武器系统(例如潜艇和巡航导弹),并以适于中国自身环境的作战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可能已经具备了实施反介入战略的能力。倘真如此,北京便可以与美国竞争在东亚的领导权,并在东亚沿海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禁区,使美军不得入内。对领导权的争夺——不管它已是确切的事实,抑或只是美方的感觉——都将弱化美国的政治意志和军事选择,同时增加中国的机动空间。这种态势还将增进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海军可以在反介入战略的保护伞下突破第一岛链的桎梏。相比之下,当初的德国就没有这样的战略选择。

除去潜在的行动优势外,中国在反介入战略方面的投入尚可望保持其舰队构成和资金投入的灵活性与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避免大张旗鼓地进行(美国式的)大而全的海军力量建设,尤其是尚未建造昂贵的大甲板航空母舰(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已经承认正在利用一艘废旧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并且“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研究航空母舰的发展问题”——译者注)。与当初的提尔皮茨相反,美中两国在海军力量对比上的失衡并不让中国人感到恐惧,他们依旧泰然自若,因为“反介入”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发挥舰队效能的措施。不仅如此,由于解放军海军拒绝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全面匹配、多管齐下的军备竞赛,他们也就毋须承担在军舰数量上与美国竞争的压力。这一情形使中国海军获得了改良并测试其水面舰艇部队的良机,他们可以每隔数年就建造一型新舰,而不必着急将其投入量产。这个不紧不慢但富有成效的过程对大舰队试验无疑相当理想。

 战略意志

诚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抑或任一同等性质的人类竞争性行为——都包含有意志(Wills)的相互冲突。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从英国海上历史中总结出了“民族特点”与“政府性质”这两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它们可以确定一国是否适于发展海上力量(《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看来,海权存在一个最终要素——它也是一支舰队追求更优战略位置的发生器——那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这个术语的灵感显然得自弗里德里希·尼采关于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著作。魏氏对英国海洋文化的评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的造舰运动唤起了不列颠人不知疲倦的回应,他是这么说的:“由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海军)传统,海洋已然流淌在了英国人的血管里;而(海军战略)也已经本能地扎根在了他们的意识当中,就像我们德国人已经吸收了陆战的传统一样。”(《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六章)

与此相反,德国海军虽然精于战术,但“就其知性而言依然只是一支近岸海军”,“一战中的失败已然昭示了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意味着德国并不打算采取在程度和持久性上都可与英国相当的(海上)行动,而英国却已经做出自觉的政治选择,那就是不管代价多大、一定要维持本国的海上优势。诚如战时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所言:“每一个英国人都应当拿出最后一个便士来维系不列颠的海上霸权。”而温斯顿·丘吉尔(他从1911年起担任海军大臣)对此的看法可能最为恰如其分:“冯·提尔皮茨敲进他那些军舰的每一颗铆钉,都在促使不列颠帝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域那成千上万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统一起来。基尔和威廉港铿锵作响的铁锤打造出的竟是将来抵抗德国的国家联盟,而德国最终也将被这个联盟所颠覆。”(《世界危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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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海权 德国海权 兴衰 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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