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韵脚:中国从德国海权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3)

詹姆斯·霍尔姆斯吉 原恒淑   2014-09-26 12:46  

舰队建造

和战略位置一样,海军战略也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英国在和德国的对抗中不仅拥有地理方面的优势——第一海务大臣杰克·费舍尔曾因此把英国人称作“天选之民”——他们还拥有一支保持着“残酷优势”(魏格纳语)的皇家海军,这支海军虎视眈眈,是悬在德国海上交通线头顶的利剑。

威胁(Threat)由实力(Capability)和意图(Intention)两个部分构成,不过军事战略家往往只针对敌手的实力进行计划,至于判断对方的意图则是政治家的事。站在军队领导人的角度,这种分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意图和目标可能不断发生变更,但设计和建造一定的武器却需要很多年时间。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就是这样想的,在他看来,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实英国对德意志帝国存有敌意,但单是强大的英国海军所拥有的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线的能力就已经叫人难以容忍了。

1898年,在出任海军大臣后不多久,提尔皮茨就告知德皇:对英军事形势要求德国保有“数量尽可能极多的战列舰”。在他看来,如果德国意欲明示自己对帝国理应分享的“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的所有权,就必须在1920年代之前于德国港口部署一支拥有61艘主力舰的舰队(《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一书的英译者赫尔维希教授给这支海军起了个讽刺的名字叫“奢侈品舰队”——译者注)。要使这项计划得以实现,就必须让海军军备采办脱离议会的监督,并提供持续不断的技术现代化所需的财政支持。提尔皮茨希望德国的主力舰每服役25年就自动更新一次。到了1906年,当皇家海军的“无畏”号——一艘全重炮、蒸汽轮机驱动战列舰,它使得此前最新式的二级主炮战列舰在很短时间内就彻底过时了——投入现役之后,他又把这个更新周期缩短到20年。提氏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无畏”号的问世实际上使得整个海军军备竞赛归零重启,德国只能再一次硬着头皮追赶。

公海舰队61艘主力舰的“理想规模”是提尔皮茨在综合考量了英国战争传统以及19世纪末欧洲外交形势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但他的这番考量很快就被证明经不起推敲。提氏在回忆录中承认,被他视作理所当然的头一项预设是德国舰队的规模不必大过用于保卫英伦三岛的英国大舰队,柏林凭借这支较小的舰队就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提氏的自信部分是因为他确信德国海军可以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来抵消数量方面的不足,德国建造的军舰比英舰具有更强的防御力,在战时更抗打击。赫尔维希在《沃尔夫冈·魏格纳与德国海军战略从提尔皮茨到雷德尔的发展》一文中就提及:“提尔皮茨以英国海军史为例,竭力论证英国在战时总是扮演攻击者的角色,而要采取攻势意味着必须拥有至少1/3的数量优势;反之,德国只需建造一支相当于英国2/3规模的舰队,一支“风险”舰队(Risk Fleet)……面对这样一支舰队,伦敦很难下决心进行挑战,因为他们担心在北海的一场海上坎尼之战中丧失其全球地位。”

在1805年的那场决定性冲突——特拉法尔加之战中,霍雷肖·纳尔逊勋爵的舰队在地中海全歼了法西联合舰队,德国人把这一仗看作是英国人未来行为的风向标。魏格纳就宣称,英国海军数百年来一直处于战略上的攻势,他们不分战时与平时,始终致力于优化不列颠的战略位置和商业利益。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便有理由预测:一旦战争爆发,大舰队一定会挺进北海,与德方进行海上会战。而德国人对英国的这种进攻精神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另一条预设也对提尔皮茨的德国海军发展蓝图起到了基础作用,那就是:为了防止英国取得海上统治地位,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战时会和德国站到一边。反英同盟的海军将以公海舰队为核心组成“联合舰队”,这支舰队在数量上将压倒大舰队,至少也能和后者等量齐观。不过自从德皇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宰相的职务,柏林与这个预想中的同盟已经渐行渐远,德国因之也不可能充当反英联盟的领导者了。

站在柏林的角度,现实甚至更加残酷:皇家海军为全球范围内的海上安全提供了公利(Public Good),只要是从事航运的国家都因此而受益。英国人的专横固然时时引起欧陆国家的怨恨,但欧洲领导人宁可选择那个他们已经熟悉的英国魔鬼,也不会冒险追随他们一无所知的德国魔鬼。英国的威胁远没有大到足以促成一个反英的海军联盟。

作为一名专注于敌国海军实力的将领,提尔皮茨对他那些头脑发热的造舰举措发出的外交信号显然毫不在意。他的本意就是威胁本土水域的皇家海军,德国的造船工程师们则秉承这一意图,为公海舰队的新舰配备了更厚的装甲,以便在英舰的炮火下提供更好的防护性。这样一来,军舰就不得不减少燃料搭载量以平衡增加的那部分装甲重量。德国战列舰的续航力是如此之短,以至于它们很难在北海之外的海区实施作战,这样一来,伦敦的观察家很容易就看出公海舰队完全是针对英国的:这根本不是一支用于防卫殖民地和海上交通线的海军。保罗·肯尼迪对德国的战列舰队有一番精妙的比喻——它们就像“有人手里握了把锋利的匕首,寒光闪闪”,距离当时的头号海上力量的“颈静脉只有几尺之遥”。这种做法显然是弄巧成拙,但直到一战爆发为止,提尔皮茨的战略思想在德国一直得到强化,变成了“至尊至圣、不容质疑的天条”(赫尔维希语)。

当然了,一边倒地指责德国作茧自缚肯定是不公平的,我们也应当分析一下当时柏林可以采用的战略备选方案。如上文所述,德国海军领导层并未考虑从地理上对英国进行迂回、籍此来改善德国的战略位置。这批人对于运用新技术以发展一种非对称战略也不是很热心。实际上,提尔皮茨在很早就对“较小海上力量”的战略——也就是所谓“青年学派”(Jeune Ecole)——嗤之以鼻,这类学说起源于19世纪中叶,颇受法国思想家的拥护。从本质上说,“青年学派”战略并不教人与一支由“主力舰”组成的优势舰队进行直接对抗,而是更加倚重外海的巡洋作战。在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来,“任何一支海军的支柱与有效力量都应当由这样一些舰船组成:它们拥有比例适当的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前者足以承受敌方的重击,后者则足以给予对手以重创”(《美国海上权益之现状与前景》)。这显然指的是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它们是战列舰的近亲,但航速更快、装甲更薄,因之易遭战损。这样看来,所谓巡洋作战(Cruiser Warfare)简言之乃是一种非对称战略,它旨在攻击对方的海上交通线,同时规避敌军主力——优势战列舰队。对一个像提尔皮茨这样执着于决定性舰队会战的海军领导人来说,巡洋作战的间接路线简直是离经叛道。

“青年学派”的游击队员们大抵会赞赏一战爆发前数年中各国海军发展出的非对称作战手段。不过,德国却一直到1906年才开始建造第一艘潜艇,这主要是因为提尔皮茨担心发展水下武器会分散用于战列舰建造的资源。同理,德国在水雷战和鱼雷艇方面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就这样,德国选择了进行一场“正规”海军军备竞赛,要想赢得竞赛,它所付出的成本实际上是德国经济无法承担的;提尔皮茨同时还禁绝了一切“异端”路线,以免在柏林引发争执。最终,公海舰队在开发U艇、水雷及鱼雷武器方面持续滞后,这被证明是德国海军领导层丧失的一个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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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海权 德国海权 兴衰 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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