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韵脚:中国从德国海权兴衰中汲取何种教益

詹姆斯·霍尔姆斯吉 原恒淑   2014-09-26 12:46  

13758_140924115432_1

中国的分析人士把这条起自日本列岛、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的第一岛链视作对中国大陆漫长海岸线的侵害,它限制了北京的海上活动。鉴于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14处陆上边界争端中的12处、并签署了共赢的双边协议,现在,对来自海上的包围圈的担忧开始成为主流。

马克·吐温曾以幽默的笔法写道:“历史并不重复它自身,但有着相同的韵脚。”此言极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和国务家竞相对中国崛起的长期走向作出预测。其中不少人乃求助于历史,以期预见未来。不出意外的是,欧洲历史对他们的思考产生了相当持久的影响,彼等以之为始基、检视中国那众所瞩目的复兴,生发出一系列或乐观或悲观的预言。在这当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衰尤其为人们所关注。这段历史始于普鲁士在1864-1871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胜利,终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崇古派学者倾向于认为,既然野心勃勃的威廉德国在1914年的险恶情势下敢于孤注一掷、向全欧洲进军,那么一个国力强盛、有心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中国也可以打破现状,在整个亚洲制造尖锐对抗,我们对此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持这一看法的人士既包括林霨博士(Dr. Arthur Waldron)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布热津斯基、沃尔福威茨等前国是决策者。与之相反,像金骏远教授(Avery Goldstein)这样的乐观派人士则辩称:北京正在实施的是一种低调、良性的大战略,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十分类似。一个决心实施俾斯麦式大战略的国家将会致力于与邻国发展合作关系,至少确保双方不发生对抗,以便消除针对该国实力和战略意图的诸多恐惧。

中国人自己也在从德意志帝国的史鉴中寻求指导,除此之外,他们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涉及崛起期国家的历史范例。2006年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就是一个例证。该片盛赞俾斯麦成功地消除了德国几大邻国的敌意,将德国的安全与其邻国的安全一体化,并阻止法国东山再起。恰在当时,美国国内正在就中国自称为现行国际秩序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事展开激辩,历史和现实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作了对观。这反过来又可以有力地证明,为什么铁血宰相的战略对他的中国受众会那么有吸引力。事实上,北京的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少研究。

近期派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的例证显示,中国的海上需求正呈现几何级增长趋势。依笔者所见,富于历史眼光的中国分析人士和海军将领必将把更多注意力投向过往海上力量的兴衰故事。而中国人研习的史例同样可以为我们判断其未来走向、预测北京在中国周边近海乃至公海实行的

 海权的尺度

德意志帝国最具天才的海军思想家沃尔夫冈·魏格纳中将(Wolfgang Wegener)曾经研究出一套公式,用以评估一国的海上力量。一战期间,魏格纳在公海舰队担任低级军官,最初任炮术官,后来成为一艘军舰的舰长(此处说法略有误。魏格纳在一战爆发时已经是第一战列舰分舰队首席参谋,后调任轻巡洋舰“雷根斯堡”号舰长。——译者注)。他写过三份备忘录,在海军圈子里广为流传,其中对德国的海军战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战结束后,这三份备忘录进行了修订,以《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为名正式出版,如今已成为关于海权问题的经典论著。依魏氏的见解,所谓海上力量或曰“海权”,乃是三大要素的产物:其一为战略位置(Strategic Position),此乃地理因素;其二为舰队(Fleet),此乃技术因素;其三为一国进入海洋的战略意志(Strategic Will),它“为舰队注入了生命”,并能使该国集中力量改善其战略位置。一战时的德国海军领导人从未力争过改良既存的、将扼杀德国海军野心的战略位置;相反,他们竟把舰队拿来保卫敌人毫无兴趣争夺的水域。这些人也缺乏主动对英国皇家海军发起挑战、以形成战略攻势的意志。简而言之,德国海军指挥官们把战斗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使之成为推进更广大战略目标实现的工具。

不出意料,魏格纳拒斥传统观点的做法使他在海军中形单影只。第二帝国海军的末代参谋长冯·勒维措夫海军上将(Magnus von Levetzow)代表德国海军思想中的提尔皮茨学派发难,把魏格纳斥作缺乏进攻精神、对地理学鬼迷心窍的“吹毛求疵者兼中学教师”。即便如此,魏氏的简易方程依然提供了一种比较德国和今日中国的有效工具。本文以下部分即打算检视:(1)德国与中国海洋地理状况的异同;(2)德国与中国海军力量相对于同时代最强海军的水平;(3)德国人和中国人在经营海洋方面的偏好。我们的分析旨在阐明中美两国在公海上的互动可能会导向的前景,并帮助华盛顿将北京接纳为美国领导下的亚洲海上秩序中的一个合作委托人(Joint Trustee)。

 海权的地理

尽管把地理学贬低为地图或海图上一堆抽象杂乱的线条要算是时下的当然趋势,但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天然地就是一个充斥着互动关系的场域。就像战略领域的其他维度一样,它断不可脱离人为因素。因此,考察世界级海上力量是如何竭力应对企图重构当下海洋秩序的新兴国家做出的挑战,以及地理因素是如何影响时代大势的,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19世纪末的欧洲,英国拥有鹤立鸡群的海上力量;而在今日的亚洲水域,扮演类似角色的换成了美国。对华盛顿来说,过往海上强国与新兴海上力量之间的互动模式将被证明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政策提供极大帮助。在这方面,威廉德国或许又能提供富有成效的类比例证。德国在传统上是一个陆权国家,但它在英国海军占据统治权的年代一度奋起挑战,试图走向海洋。我们相信,回顾德国追逐海权的失败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通过梳理德国经验与今日中国之转向海洋之间的异同,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些有效的战略回应图景。

19世纪末的德国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对美国的“海权福音传道者”或曰“海权哥白尼”——海权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极为认同,后者同时也是地理政治思想的重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德国人还是无视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德皇威廉二世对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中提出的理论格外青睐。有一回他甚至宣称:“眼下我不是在阅读、而是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我在尝试用心学习它。我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我的舰长和军官们经常引述它。”问题在于,马汉所贯通的可不单单是一种局限于舰队作战原理的海军战略理论,他要陈述的是一种海权“哲学”,强调推动国家走向海洋的地理政治必然性。在他看来,海权的内容远远不止舰队和海战。它包含国际贸易和商业——马汉曾将一国国民从事贸易的天然倾向视作海权的基石——也包含用以支援燃料耗尽的蒸汽动力舰船继续航行的前进基地。

此外,马汉还宣称:一个海上强国需要有一到两个通往公海的现成出口,以免被占据优势的敌国舰队阻断海上贸易和商业。这番话原本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而美国可以轻易地进出大西洋和太平洋。它与大多数陆权国家不同,不须面对来自陆上的威胁,因之也就不必分散力量、而可以集中全部资源追求海上利益。德意志帝国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德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三个港口分别在北海中的赫尔戈兰湾、基尔港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托克,它们分居日德兰半岛东西两侧。不管公海舰队以北海还是波罗的海为主基地,只要德国军舰企图驶出本土港口、前往辽阔的大西洋——以便抵达柏林在1880和1890年代开拓的小小殖民帝国——就得航经英伦三岛。从英国南部港口出发的皇家海军舰艇可以轻易地封锁多佛尔海峡,阻止德舰南行;驻扎在苏格兰极北斯卡帕湾的舰队则只须在北海远端布置警戒线——他们在一战期间就是这么做的。

为了对抗英国这个大敌、确保通往大西洋的交通线,德国不得不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以确保其实力足以压倒皇家海军可能在本土水域驻扎的最大规模分舰队。不过采取战略攻势还不仅仅是争取兵力优势这么简单,因为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经控制了最关键的地理要点,这些据点对本土防御价值不可限量,足以使英国已有的海上威力最大化。魏格纳本人即宣称,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已然处于最佳战略位置。她的贸易生命线位于大西洋,从易北河口出发的德国舰队对此鞭长莫及。另一方面,英国人却可轻轻松松地在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外海切断德国(通往大西洋)的贸易航线……英国的制海权得到了‘饱和’状态。”(《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第一章)

另一方面,目光短浅的勒维措夫却宣称:“努力在舰队决战中获胜乃是……一贯正确、永无错误的战略——至于究竟在哪一海域和敌方主力舰队交战则是无关紧要的。”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军事思想家被“战斗的目的乃是其自身”这类偏见误导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勒维措夫对魏格纳的批判还是“非德国式”的。魏格纳引用了德国杰出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克氏将战略描述为利用战斗为战争的目的服务。勒维措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坚持认为战斗本身具有自成目的性,战略和地理因素应当被弃置在外。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关注独家网(www.dooo.cc)
上一页 1 23456下一页
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海权 德国海权 兴衰 教益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