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儒家社会主义

文化纵横杂志   丁耘   2014-09-25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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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态度

儒家是一个具有深刻政治旨趣与复杂历史面目的思想流派。它同传统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联,较之其他任何学派都更为密切。在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儒家自然占据着争论的焦点。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段转变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史。就政治而言,革命意味着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儒家与君主制本来就难以切割。近代儒门代表人物试图保全君主制的言论与行动,只能让儒家同君主制捆在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就社会而言,革命意味着破除儒家所引导的、作为君主制正当性资源的宗族制度——现代共和国当然难以同传统的宗族社会相互匹配。当其社会、政治基础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去。

无论情感上接受与否,道咸以降,有识之士均能清醒看到这一时代巨变。集中了传统中国泰半精华的儒门子弟,自然更不例外。即令殉道殉君,也正是确知势无可挽之后的决绝之举。儒门本身对儒家的检讨反省,其痛切深沉,一如明末遗老之于阳明心学。面对现代转折自我变革的儒家,虽已不据学界主流,但血脉所传,自成一系,这就是所谓现代新儒家。

由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分殊,新儒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复杂的分化。清末保守派、维新派乃至革命派中都有旧学统中的大儒,其中多当时政界的风云人物,虽彼此攻讦不已,但均能依据对儒学的发挥引领不同政见,此项暂且不表。本文所谓新儒家,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主客地位已然颠倒,儒家已丧失引领政治思潮的权威之后出现的统绪。他们不是因传统教育而持先天立场之儒家,而是了解新学,出入中外,以平心权衡折冲中西高下之后,重归六经的儒家。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满清政权与君主制度的存亡,而是民国自身的政治危局:党派林立、军阀割据、中日关系、国共之争。

虽然不必像清末儒家那样纠缠在君主制度与民族主义这些麻烦问题上,新儒家还是要面对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争论: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共和国?或者说,在宪政与党国之间,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如何评判?

鼎革之际,新儒家门下精英多选择离开大陆,故一般将新儒家与海外及港台新儒家相混同。20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儒家思潮复兴,亦自立为大陆新儒家,以与境外新儒家相区别。但也许两造都忽视了民国新儒家仍有宗师居于大陆,建元之后尚著述思考不辍。

本文拟重新梳理新儒家之谱系如下:新儒家于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之后,其整体在建国前后分化,一支为境外新儒家,以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基本为熊门弟子,再加上钱穆、方东美等老一辈;另一支则为大陆新儒家,第一代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第二代则以近十年兴起的儒家人物为代表。大陆新儒家的代际之间,虽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不可否认梁熊等作为大陆第一代儒家的地位。不宁唯是,作为境外新儒家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师长辈,他们在共和国建元之后的思考,更值得思想界的重视。大陆第二代新儒家与他们面对着同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尤其不应当绕开梁熊二位的思考去谈论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

新儒家外王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撇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60年的历程,现代中国从何谈起?

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可以有这样几种态度:第一是既不承认其政统,更不承认其道统。于政治、文化全盘否认之。境外新儒家主流大体如此。大陆新儒家第二代中亦有此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将其政统作为给定的历史实际接受下来,但不承认其有独立之道统,效法历代儒家对待正统王朝的态度分辨道势、以道压君。大陆新儒家第二代的主流,例如所谓“政治儒学”之方案,即属此列。即使目前的“儒家社会主义”论调,也是将两造作为外在的东西相互结合的。第三种态度则是,正视新中国自有之道统,努力理解之,且把新老中国在道政二统上的联系视为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只能在第一代大陆新儒家中看到这种努力。

由于儒家与革命政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直接冲突,要儒家严肃承认革命所建之国的正统性非常困难,遑论正视其后的道统。这既需要有一个足够展开现代中国政治及思想趋势的充分的历史过程,也需要直面实际不计俗议的大丈夫气概,更需要冷静全面地观察和客观深远地思考。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人物确实不多,我们且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为例,简单地考察一下儒家对于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国的第三种态度,为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方向上的参考。

梁漱溟与新中国

与建国后在中共的建议下才去努力“接触实际”的一些纯学院派思想家不同,梁漱溟毕生的实践与思索本来就以“中国问题”为起点之一。民国年间,他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对老中国的认识,见于其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则主要是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在国共内战时期以民盟领袖身份的调停活动,而反映在著作上,则是《乡村建设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元之后,梁漱溟虽以参政建言的方式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但政治上的波折使他对新中国的旁观更多一些。这位在新中国生活了近40年(已略久于他在民国时期的生命)的老人因此获得了一个“认识新中国”的机会。这在著作上的主要体会则是文革期间草就的《中国——理性之国》以及建国初的《中国建国之路》。

梁漱溟的思索和行动是贯通的。他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缘于他对老中国的认识。他对新中国——即使是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理想的“新中国”——的态度也取决于自己在老中国时期的认知与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社会进行过系统地研究和总结的思想家,他对新中国政治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邃的考察。梁漱溟是一个极其自信而有骨气的人,他对新中国的认识决非曲学阿世、有所贪求的一时狡狯之作,而是面对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历史存在的深沉思索。无论辩护、反省、批评与赞美,皆从廓然大公之直心流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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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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