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20世纪的儒者:救国建国、奔走静思

南方都市报   黄茜   2014-09-21 10:19  

梁漱溟油画

梁漱溟日记

今年8月,《梁漱溟日记》校勘单行本首次由世纪文景出版。日记原稿为梁漱溟现存的全部日记手稿,自1932年起,至1981年止,记录了梁漱溟从不惑到耄耋之年的整个人生历程。除重新校订文字之外,增补了注释、编制索引、新配插图,并为每一年日记撰写了导读和大事记。梁漱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梁漱溟日记》还原了这位儒学大家的知与行,学与思。近日,南都记者有幸采访到梁漱溟次子、年届86岁的梁培恕先生,通过解读日记里吉光片羽的记述,折射出一段由学者亲眼见证、切肤体验的矛盾人生、沉重历史。

乡村建设“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这个选择被胡适认为是“发神经”。

据梁培恕回忆,北伐前夕国内的气氛非常“左”。孙中山“以俄为师”,请了苏联顾问,共产党又接受第三国际的指令,集体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周恩来都有国民党党籍”。

梁漱溟也在旧交李济深等人的劝说下由北平来到广州。虽然广州的确是一片新气象,但他发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上层政治要以社会民生做基础,中国人要找到民族的出路,只能从自己的社会来找。他的想法是要从农村做起。

“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老中国的优点要保留,同时西方社会的优点也要吸取。他当时想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他们一部分的民主制吸收到中国来。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中国古老的社会风习。”梁培恕说。

由于其主张为他的学生所支持,梁漱溟先在广州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农村工作人员。这个训练班比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要早,巧的是二者都将校址定在广州文庙。

后来由于政治空气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刚刚开始的实验被迫结束。随后,他又到河南南阳参与当地“村治学院”的建设,直到1930年,“村治学院”随韩复榘迁往山东邹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落脚于此。

《梁漱溟日记》是从1932年开始的。那是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邹平县的第二年,院长为梁仲华先生,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以教学为主要任务。这段时间日记极为简略,每日只有寥寥几字,从中可见作者为了研院初建而四处奔走。

比如,仅7月一个月份,就赴上海三次,赴无锡、南京、天津、杭州各一次。如此辗转腾挪,为的是招募人才,又去四处演讲,介绍自己乡村建设理论。

1933年,梁培宽、梁培恕随母亲也来到邹平定居。梁培恕告诉南都记者,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有两派人,一个是河南派,一个是支持梁漱溟。“河南派实干起家,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天下。他们总想乡村建设就应该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土豪干掉。我父亲又太理想化,他觉得所有的改变,都要在人身上扎根,才是真的改变。如果只是改了外貌,穿上西服,打上领带,难道就是洋人了吗?”

梁漱溟认为,农村的改造要从教育入手。而他教育的对象,并非黄发小儿,而是农村里扛大梁、管真事儿、做决定的中年人。如果这群人赞同乡村建设,底下的事就好办了。此外,他也反对以行政手段命令农民,认为一切行动都需自发自愿。

然而,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却令人扼腕。生产相关的改革容易行得通。农民以前不知道种棉花,种了棉花后收入增加了,便纷纷要种棉花。其他的方面,梁漱溟真正热心的社会改造,农民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根本抵制。梁漱溟沮丧地总结说:“农民运动而农民不动”。

“后来他跟毛泽东说起来,毛泽东就说你这条路根本没走对。你要用土改他就动了。最容易使一个人感兴趣,在行动上起作用的,是经济力量,是利益。这是一个太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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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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